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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范仲淹的傳奇一生

時間:2024-07-17 00:18:37 范仲淹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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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范仲淹的傳奇一生

  范仲淹(989-1052年),字希文,漢族,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軍事家、文學家,世稱“范文正公”。范仲淹文學素養(yǎng)很高,寫有著名的《岳陽樓記》。下面我們?yōu)榇蠹規(guī)碚劮吨傺偷膫髌嬉簧,僅供參考,希望能夠幫到大家。

  談范仲淹的傳奇一生

  北宋名臣范仲淹一生奔波仕途,屢遭同僚抵牾,甚至他的朋友、同窗、老師對他言事無忌也頗多爭議。他入官的推薦人晏殊就曾責備他“好奇邀名”;當朝另一位宰相呂夷簡也說他“務(wù)名無實”。但是,他死后的千百年來,士大夫和老百姓卻給了他昭若日月的評價朱熹評論他“天地間氣,第一流人物”;劉漫塘說“本朝人物,南渡前,范文正公合居第一”;清代袁枚稱其“黃閣風裁第一清”。范仲淹生前有褒揚有指責,有賢名有譏諷,所謂毀譽參半,但在死后卻好評如潮,甚至成為了士大夫的精神領(lǐng)袖,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

  劃粥斷齏與少年志氣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蘇州吳縣人,誕生于河北成德軍(今河北省正定縣)節(jié)度掌書記官舍。其父范墉,曾任成德軍、武信軍(今四川遂寧市)、武寧軍(今江蘇徐州市)掌書記。范仲淹兩歲喪父,家道中落,當時母親謝氏還十分年輕,母寡兒孤,貧無所依,便帶著兒子改嫁淄州長山(今山東鄒平縣)朱文翰,范仲淹改姓名為朱說,并在朱家長大成人。朱文翰做過地方小官吏,對繼子并未冷眼看待,“既加養(yǎng)育,復(fù)勤訓(xùn)導(dǎo)”,寄予厚望,期成大器。范仲淹在洞庭湖畔的澧州安鄉(xiāng)(今湖南安鄉(xiāng)縣)度過了他的少年時光,接受了啟蒙教育。

  范仲淹一生讀書不輟,特別是多次遷居的青少年時代,每遷一地,都留下了讀書的遺跡,也留下了許多讓人感動的苦讀故事。在安鄉(xiāng)時,范仲淹曾讀書于當?shù)靥脚d國觀,寒暑不倦。清朝翰林張明先詩言:“荒臺夜夜芭蕉雨,野沼年年翰墨香”,以“書臺夜雨”這清寂而優(yōu)美的詩意,概括了范仲淹這段少年攻讀生活。

  隨著學識的增加,范仲淹開始由要我讀書變成了我要讀書,雖然常常忍饑挨餓,但他不以為意。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前后,范仲淹隨繼父生母回到繼父的故鄉(xiāng)淄州長山,讀書于長白山醴泉寺,每天的飲食僅僅一碗稀粥,先冷卻,然后分成四塊,早晚各兩塊,再配以鹽拌韭菜末,“劃粥斷齏”成了他勵志苦讀的深刻寫照。

  如果說長白山醴泉寺讀書是他自覺讀書的表現(xiàn),那么多年以后他到南京應(yīng)天書院求學,則是為自立而讀書了。幼年喪父乃人生大痛,當范仲淹知道自己是范姓之子時,不異于當頭棒喝。事情是這樣的,因為朱氏兄弟奢華浪費而不知節(jié)儉,范仲淹曾多次勸阻,有一天朱氏兄弟被勸說得不勝其煩,便脫口而出說,我們用朱家的錢,與你何干?他聽此言十分疑惑,自己不就是朱家子孫嗎?疑駭之下他四處打聽自己的身世之謎,最后才知道自己是姑蘇范氏之子。范仲淹是個烈性漢子,他毅然決定自立門戶,并立即離開朱家,負琴攜劍,求學南京,唯一的目的就是發(fā)奮讀書、學成迎母。這時,他二十三歲。

  在應(yīng)天書院求學,由于與朱姓決裂,生活一度沒了著落,有一頓沒一頓的,異常艱難!斗段恼曜V》上說他“詢知家世,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者,公自刻益苦”,還說“公處南都學舍,晝夜苦學,五年未嘗解衣就枕。夜或昏怠,輒以水沃面。往往饘粥不充,日昃始食”。范仲淹孜孜求學,倦怠時以涼水澆臉,饑餓時以稀粥為食,日夜與詩書相擁,五年未解衣就枕。南京留守的兒子與范仲淹同窗,十分同情范仲淹,便把他的苦讀情況告訴了自己的父親。留守很受感動,讓兒子送些美食給他,但范仲淹婉然拒絕了,說不是不感謝你的深情厚誼,但自己喝粥習慣了,也不覺得苦,一旦享受豐盛的飲食,以后喝粥就索然無味了,表達出清貧自甘、清苦亦樂的豁達。還有一次,宋真宗幸臨南京,南京萬人空巷,應(yīng)天書院師生也傾巢而出,爭睹圣顏,只有范仲淹巋然不動,繼續(xù)讀書。有人回來后問他為什么不去一睹皇帝風采,范仲淹說,將來晉見也不晚,可見其抱負的遠大。

  十年寒窗,范仲淹“大通六經(jīng)之旨”。大中祥符八年(1015),二十七歲的范仲淹進士及第,即奉母侍養(yǎng),完成了他人生的第一個理想,也開始了他偃蹇動蕩、赤心報國的仕宦生涯。進士后,他在《寄鄉(xiāng)人》詩中說“鄉(xiāng)人莫相羨,教子讀詩書”,對自己的苦讀生活也僅只淡淡地一筆帶過。

  先憂后樂與忠君、愛國、惜民

  在范仲淹的仕宦生涯中,身前后世影響最大的有兩件事,一是御邊,二是新政。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西夏戰(zhàn)事復(fù)燃,范仲淹臨危受命,先以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今陜西西安市),后遷龍直學士、陜西經(jīng)略安撫副使,知延州(今陜西延安)。御邊的過程中,范仲淹在戰(zhàn)略上主張:“嚴邊城,使之久可守;實關(guān)內(nèi),使無虛可乘”,采取修固邊城、精練士卒、招撫屬羌、孤立西夏的辦法,積極整頓軍備,堅持以守為攻,爭取最后的勝利。當時,范仲淹的御夏方針,為許多朝臣和將帥所不理解,一時被譏為怯懦。仁宗急于求成,采用了主動出擊的建議,結(jié)果在好水川和定川砦二戰(zhàn)中損兵折將,大敗虧輸。痛定思痛,仁宗才決定改而采取范仲淹的守策。事實證明,范仲淹堅持的戰(zhàn)略是著眼現(xiàn)實和長遠的最佳御夏方案,在范仲淹和韓琦的主持下,邊城日固、士氣日盛、軍備日精,陜西四路立體縱深攻防體系初步構(gòu)筑完成,戰(zhàn)局開始有了變化,西夏再也不敢小覷宋軍,當時民謠可以為證:“軍中有一韓(韓琦),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范仲淹),西賊聞之驚破膽!贝撕螅蜗挠趹c歷四年(1044)和議,戰(zhàn)爭進入相持階段,范仲淹穩(wěn)妥積極的防御戰(zhàn)略取得實效。

  宋仁宗趙禎是一位期望成就一番偉業(yè)的皇帝,但他最大的毛病在于好大喜功、急于求成、善始不終。與西夏的戰(zhàn)爭久不能勝,使他認為強內(nèi)才能安外,固本才能邦寧。這也并非不正確,只是時機把握不準。當戰(zhàn)事稍停,他不顧西線戰(zhàn)略功虧一簣的危險,于慶歷三年(1043)四月,緊急調(diào)任范仲淹和韓琦為樞密副使,不久又擢范仲淹為參知政事,開天章閣,詔命條對時政,征求改革弊政的措施。范仲淹應(yīng)詔上《答手詔條陳十事》,首先就指出:“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源”,提出“明黜陟、擇官長、厚農(nóng)桑、修武備”等十項改革措施,拉開了“慶歷新政”的序幕。這些改革措施中,除厚農(nóng)桑、修武備、減徭役三項外,其余都為改革吏治的措施,這也確是給內(nèi)外交困的宋王朝對癥下藥、正本清源。但“擇官長”、“明黜陟”、“抑僥幸”等措施施行后,影響了許多官員的既得利益,改革受到了多方面的攻擊,加上仁宗的有始無終,朝廷大臣的瞻前顧后,守舊勢力的頑固阻撓,使十項改革措施只實行了六項就半途夭折,“慶歷新政”以失敗告終。

  范仲淹的施政抱負雖然受到阻撓,但他憂國憂民的精神是一貫的,他為民務(wù)實的奮斗是持之以恒的。任職泰州(今江蘇泰州市)時,由于捍海堤年久失修,每當海潮泛濫,往往農(nóng)田洗蕩,牲畜無存?吹桨傩詹豢捌淇,他心急如焚,不斷上書建議修復(fù)捍海堤,一番周折后,最終得到了朝廷的支持。經(jīng)過官民三年艱苦卓絕的奮戰(zhàn),在天圣二年(1024),一條一百五十里的捍海大堤終于橫亙在洪水猛獸面前,外逃居民紛紛重返故園,生產(chǎn)迅速得以恢復(fù)。通州(今江蘇南通市)、泰州、楚州(今江蘇淮安市)一帶從此水旱無憂,當?shù)匕傩丈钌罡心罘吨傺偷墓,將捍海堤取名“范公堤”?/p>

  寧死不默與不以利害為趨舍

  范仲淹早年立志,敢說敢為,“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是他糾偏勘誤不辟禍患的信念。

  范仲淹入仕后,清楚地看到了宋王朝安享太平下的體制弊端,他不斷向朝廷提出建議,這些建議,條條符合現(xiàn)實,條條都是治弊的.猛藥,體現(xiàn)了范仲淹作為一個政治家的睿智目光和心憂天下的報國情懷。早在天圣三年(1025),當還是小小的大理寺丞時,位卑言輕的范仲淹便給垂簾聽政的章獻太后和仁宗,呈上了一份《奏上時務(wù)書》,提出救文弊以厚風俗,整武備以御外患,重館選以養(yǎng)人才,賞臺諫以開言路等建議;天圣五年(1027),范仲淹在丁母憂期間,他“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冒哀給朝廷上了一份萬言書《上執(zhí)政書》,針對貧病交加的時弊,他提出了“固邦本,厚民力,備戎狄”等六條改革主張。據(jù)說,宰相王曾收到萬言書后,大為賞識,立即授意晏殊推薦范仲淹應(yīng)學士院試。

  范仲淹立身孤高,報國奉行“以言為先”,而且次次都是藥石之言,以致危言多犯,屢言屢貶。天圣八年(1030),范仲淹上疏《乞太后還政奏》,請章獻太后“卷收大權(quán),還上真主”,讓“春秋已盛”的仁宗親政,加上這之前他還諫阻仁宗率百官行拜太后壽儀,觸怒章獻太后,被貶河中府(今山西永濟市)通判。范仲淹的言行,也使曾推薦他的晏殊擔心連累到自己,他把范仲淹叫去嚴加責備。為此,范仲淹給晏殊寫了封長信說:“事君有犯無隱,有諫無訕。殺其身,有益于君則為之!狈从沉怂麑幩啦荒囊回灳瘛

  明道二年(1033),章獻太后駕鶴歸西,親政后的仁宗希望有所作為,拔擢了一批太后垂簾時受到壓制的官員。范仲淹也由陳州(今河南淮陽縣)通判召還,擔任了諫官。諫官的職責就是提意見,不久,仁宗因為寵幸尚氏、楊氏二妃,準備廢黜郭皇后,范仲淹與御史中丞孔道輔率眾臺諫到垂拱殿門,伏奏郭后不可廢,結(jié)果被押解出京城,貶知睦州(今浙江建德市)。即使狼狽如此,范仲淹還在《睦州謝上表》中反復(fù)勸說仁宗:“有犯無隱,人臣之常;面折廷爭,國朝盛典。”

  景佑二年(1035)冬,范仲淹由知蘇州提拔為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判國子監(jiān)進京。歸來后的范仲淹,論事愈急。當時,呂夷簡任首相,頗為專權(quán)。范仲淹便把一些要員的晉升情況繪制成《百官圖》上呈仁宗,指著上面開列的百官晉升順序說“某為超遷,某為左遷,如是為公,如是為私,意在丞相”,直言宰相用人不當,謀私。這把位居人臣之極的呂夷簡氣得七竅生煙,暴跳如雷,反在仁宗面前訴范仲淹越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這次,他又落職饒州(今江西鄱陽)。

  歷經(jīng)三度貶職,范仲淹絲毫不見收斂,他那近似固執(zhí)的堅持,源于他特立獨行的性格,源于他憂國憂民的情懷,源于他許國忘身的精神。

  近名與氣節(jié)

  范仲淹一生見賢思齊,不斷以往哲先賢的思想、品德和功績勉勵自己。他在《上資政晏侍郎書》中說“信圣人之書,師古人之行”,又在《蒙以養(yǎng)正賦》中說“學默默以存志,將乾乾而希圣。庶幾進退之間,保君子之中正”,表達了要像先圣一樣,在得失進退間,不失其高尚的情操。所以他始終“內(nèi)守樸忠,外修景行”,以潔身自好和為國事功要求自己,企望在現(xiàn)實世界中成就最高的道德理想。然而,由于他竭力事功而諫言無忌,進退自如而操守過潔,使他在當時成了一個備受爭議的人物,王安石甚至指責他“好廣名譽,結(jié)游士以為黨助,甚壞風俗”。

  范仲淹確實愛名,但他愛的是竭誠報國之名,愛的是經(jīng)綸濟世之名,愛的是心若介石之名。正因為他愛名如寶,雪操冰心,注定了他無論是重用為股肱之臣,還是貶謫為偏遠小吏,始終“不以毀譽累其心,不以寵辱更其守”。唐末五代以來,馮道、范質(zhì)之輩充斥于朝,不以國破君亡為恥,反以連任“貳臣”為榮。尤其是馮道,歷五朝四姓十主而釣臺穩(wěn)坐,自命“常樂老”,洋洋自得。宋初士風沿襲五代,積習難改,士大夫不顧廉恥、不守節(jié)操、曲學阿世者遍布朝野。范仲淹作為位起于布衣的至性至真君子,一生砥礪名節(jié),不易操守。他滿懷至誠,固執(zhí)大道,認為“名可巽而道不可屈,懷可卷而節(jié)不可降”,他誓言“定應(yīng)松柏心無改,自信云龍道不孤”。正因為名節(jié)和操守的堅持,使他能始于潔行而不耽于憂戚,見于大節(jié)而不屈于名利,所以他忤逆天威依然諫諍于朝廷,“三黜專城”依然救民于水火,眾口鑠金依然矢志不渝,正如他自己所說:“素心直擬圭無玷,晚節(jié)當如竹有筠”。朱熹對他給當朝士風的精神影響和作用也給予了高度評價,說:“本朝忠義之風,卻是自范文正作成起來也!

  宋仁宗皇佑四年,六十四歲的范仲淹舊疾纏身,感覺大限將至,便向宋仁宗呈上《遺表》,念念不忘仍是社稷長遠,邦國興衰,他以將死之言規(guī)勸仁宗:“伏望陛下調(diào)和六氣,會聚百祥,上承天心,下徇人欲。明慎刑賞,而使之必當;精審號令,而期于必行。尊崇賢良,裁抑僥幸,制治于未亂,納民于大中!边對“事久弊,則人憚于更張”深感憂慮,對自己“功未驗,則俗稱于迂闊”深表遺憾,至于自己身后之事,卻只字未提,表現(xiàn)出他一生堅守的大忠和大節(jié)。范仲淹經(jīng)天緯地之才用之未盡,憂國憂民之志屈而未伸,他的遺憾是泣血的遺憾,正如韓琦在《范文正公奏議序》中感嘆:“不幸經(jīng)遠而責近,識大而合寡,故其言格而未行,或行而復(fù)沮者,幾十四五。”真是未了之英雄,至性之君子!

  拓展閱讀:范仲淹的成就榮譽

  范仲淹文學素養(yǎng)很高,寫有著名的《岳陽樓記》(現(xiàn)編入初中魯教版及人教版語文八下教材第六單元、蘇教版語文九上教材和滬教版語文九上教材),其中“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為千古名句。也留下了眾多膾炙人口的詞作,如《漁家傲》《蘇幕遮》,蒼涼豪放、感情強烈,為歷代傳誦。歐陽修曾稱<漁家傲>為“窮塞主詞”。著作為《范文正公集》。范純?nèi)适撬拇巫,父子都當過宰相。范仲淹在散文、詩、詞均有名篇傳世

  “彼希聲之鳳皇,亦見譏于楚狂;彼不世之麒麟,亦見傷于魯人。鳳豈以譏而不靈,麟豈以傷而不仁?故割而可卷,孰為神兵;焚而可變,孰為英瓊。寧鳴而死,不默而生”——范仲淹在答友人梅堯臣的《靈烏賦》(約作于景祐三年(西元1036年)他同歐陽修、余靖、尹洙諸人因言事被貶謫的時期所作。因范仲淹多次因諫被貶謫,當時梅堯臣作文《靈烏賦》力勸范仲淹要少說話,少管閑事,自己逍遙就行!鹅`烏賦》為范所作的同名答文)中強調(diào)的'“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更是彰顯了古代士大夫為民請命的凜然大節(jié)(即現(xiàn)今所謂的“知識分子的良知”)。

  范仲淹此言頗類似于美國開國前期爭自由的名言“不自由,毋寧死”(原文是 Patrick Henry 在公元1775年的“給我自由,否則給我死”——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但比他晚講了七百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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