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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默的早期編譯者凌昌煥散文
凌昌煥（1873－1947），字文之，近現(xiàn)代著名教育家、早期的編譯者，吳江縣莘塔鎮(zhèn)陸家橋人。凌昌煥老宅喚作“凌家大屋”，據(jù)健在并見過他的90多歲的同鄉(xiāng)陸秉心老人回憶說：凌昌煥的父親叫凌浦云，早逝。母親人稱金奶奶。
凌家子女較多，老大不知是男是女，老二凌明之，人稱明二爺，在外洋輪船做翻譯。老三凌文之，人稱文三爺，就是凌昌煥。老四凌幼云，人稱幼四爺，是秀才，教書為生。陸秉心結婚時，凌幼云曾是他的證婚人。他教過書，寫得一手好字，曾為陸秉心書過一張扇面。后來，他又請西塘的一位秀才在其扇面上畫了一幅畫。南社社員、胥社社長江雪塍的兒子江印舸（江蔚云）則用鐘鼎文寫了一副對聯(lián)作為結婚禮物送給陸秉心，惜今已散佚。
凌昌煥實際上還是柳亞子的親威，柳亞子稱之為表兄，他是凌退修的侄孫。柳亞子在《自傳？年譜？日記》（64頁）說道：他年齡比我大十多歲，但人倒相當開通，我們見面時，是無話不談的。據(jù)考凌昌煥是新南社社員和南社紀念會成員，可見其思想進步了。
名校的教育前輩
1900年，27歲的凌昌煥到達上海，從事編譯工作。1906年入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所工作，1907年黃炎培校長聘任他為上海浦東中學教員。浦東中學是上海的名校之一，二十世紀初學校經(jīng)常邀請社會知名人士，如沈雁冰、惲代英、郭沫若，還有美國杜威博士等來校講演，故深受學生們的歡迎。
為此，學校培養(yǎng)了不少英才，如左聯(lián)五烈士中的胡也頻、殷夫、鄧拔奇、陳培仁等；社會名人張聞天、范文瀾、錢昌照、王淦昌等等。據(jù)史料記載，蔣經(jīng)國、蔣緯國于1923年至1925年間就讀于浦東中學。
“堅貞、勤樸，為國家育人才，為社會開風氣”的浦東中學，更是愛生如子。紹興校友孫芬蘭，勤苦好學，來浦東中學求學不到半年，忽在五月間突發(fā)病去世，學校為其召開追悼會。黃炎培校長親自送上挽聯(lián)云：痛哉伯仁，蓋由我死。平乎龔生，遂夭其年。凌昌煥也親擬一副對聯(lián)曰：不厭不倦，何有于我哉。斯人斯疾，亡之命矣夫。
早期的商務編譯者
1912年6月14日，凌昌煥經(jīng)杜亞泉先生的介紹又入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所工作，住寶山路家慶里74號。月薪初始六十元，后“論其能力亦尚值得”，月薪增至八十元。
1920年，凌昌煥在編譯所理化部工作，與之共事的同仁有：杜亞泉、壽孝天、杜就田、吳和士、鄭心南、許善齋、杜季光、駱紹先、黎麓叢等諸君。商務編譯所是知識分子匯集的地方，以多名人而著稱：黃炎培、陳叔通、沈雁冰、胡愈之、鄭振鐸、馬敘倫、郭沫若、竺可楨、周建人、葉圣陶等等，最多時達300多位。這些志同道合者走到一起，是“篳路藍縷、煞費苦心，得成一種輔助教育的新事業(yè)”。
凌昌煥在這大的文化氛圍里，可謂是如魚得水。加上凌昌煥生性是一個勤懇之人，為上海商務印書館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與同仁編著了大量的教科辭書。
如由凌昌煥主編，凌履彬、周纘善、梁淑存、顧依仁（南社社員）等參與編輯了《常識小叢書》（民國二十二年出版）。不僅如此，他還參與《共和國教科書新理科教授法》（1913年）《辭源》（1915年出版）《新法理科自習書四》（民國十一年出版）《植物學》（凌昌煥編輯胡先骕校訂）（民國十二年八月出版）《新法理科教科書》《新理科》《動物學大辭典》（民國十二年十月出版）《新撰動物學教科書》（光緒三十四年2月出版）《自然科教科書》等出版工作。
為適應新時代教育改革的需要，商務館還著手組織高夢旦、莊俞、傅運森、譚廉、杜亞泉、凌昌煥、鄺富灼等人，編輯《共和國新教科書》叢書，以緊跟新時代的發(fā)展，社會影響巨大。1916年，孫中山偕同摯友廖仲愷、胡漢民、張溥泉、朱丁五人來商務印書館參觀印刷廠，唐少川、溫欽甫作陪。
商務印書館由一爿印刷工廠，發(fā)展成為近代中國最大的出版社之一，這與商務印書館的創(chuàng)始人夏瑞芳、張元濟等從“啟迪民智”出發(fā)，將“扶助教育為己任”的經(jīng)營宗旨分不開的。這培養(yǎng)了員工較高的覺悟，讓他們多了一份愛國心和正義感。
期間，凌昌煥除醉心于館務外，還和同道們一起積極投入革命活動。1919年，全體職工為響應“五四”運動罷工一星期。1927年3月，在沈雁冰、楊賢江、等發(fā)動下，商務館工人、職員參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凌昌煥的六位同事犧牲了。
商務印書館工人糾察隊，被軍閥稱為“赤色分子大本營”。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中，周恩來、趙世炎常來商務館指導工作，那里的療病房一度成為起義的指揮部。起義勝利后，上海工人糾察隊總指揮部就設在東方圖書館（注：商務館的藏書樓，前身稱“涵芬樓”）。
1922年，凌昌煥兼任編譯所博物生理部編輯，其間凌昌煥主編《共和國教科書生理學》（1914年）《衛(wèi)生課本》，和許心蕓合作編輯出版《生理衛(wèi)生掛圖》十幅（中小學用）。
凌昌煥不僅參與出版眾多的教科叢書，在農(nóng)業(yè)書籍和志書等方面也卓有成績，如《肥料學》（1916年出版）由陸旋編，凌昌煥、龔厥民校對。在民國《川沙縣志》編纂進行中，物產(chǎn)志就曾邀請凌昌煥及他同仁吳和士審閱。同樣，凌昌煥也不忘為家鄉(xiāng)出力，據(jù)考他是光緒版《黎里續(xù)志》的�？比酥弧�
抗戰(zhàn)時期，經(jīng)濟蕭條，上海商務印書館也不例外，為節(jié)約開支，自制不少文具和標本，凌昌煥積極響應。在《張元記日記》（第六卷151頁）記載：凌昌煥之儀器大有進步。連帶著，他相繼為商務圖書館出版《植物標本采集制作法》（1936年）《動物標本簡易制作法》（1947年）《昆蟲標本采集及制作法》等書籍。
南洋勸業(yè)會研究者
1910年，中國首屆博覽會———南洋勸業(yè)會在南京現(xiàn)鼓樓區(qū)丁家橋一帶隆重開幕，博覽會所參展物品達100萬件，歷時6個月，吸引了30萬海內(nèi)游客觀光，成交量計千萬銀元，可謂是盛況空前。
“歲庚戌（清宣統(tǒng)二年1900年），南洋有勸業(yè)會之設，有志之士于會間設研究會，集同志以研究出品，征報告，蘄以多數(shù)人之心思才力，就此現(xiàn)象策改進之道也，與會者凡七百九十九人，期六月而畢事；與會者具報告于會凡八十首，蓋十之一焉。”（錄自《南洋勸業(yè)會研究會報告書》序例）南洋勸業(yè)會研究會也因此應運而生了。
1900年7月初于教育館召開研究討論會，認定研究部研究人員，在9個專業(yè)部門中，其中的理科部有：吳和士、凌昌煥、薛公俠（南社社員）、俞子夷、費公直（南社社員）、張小樓參加。期間，凌昌煥與薛公俠、吳和士、俞子夷四人合作撰寫《教育報告書》論文，將“研究之范圍及研究所得，備陳左方，以供采擇”的科研成果公布于大眾參考，以促進南洋勸業(yè)會良好的循環(huán)和成效。
在《南洋勸業(yè)會研究會報告書》中，還收錄了費公直的報告書，他研究制作的河豚毒素標本曾榮獲南洋勸業(yè)會優(yōu)等獎，并被選送德意志萬國衛(wèi)生博覽會參展。
接著，南社發(fā)起人之一陳去病在《南洋勸業(yè)會研究會報告書》中發(fā)表題為《致駐所干事黃炎培書》文章，他對教育館的前程，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和精辟的論說：圖書繁富，門類至眾，而三吳人文甲天下，箸作之多，莫與倫比，將欲保存國粹，寧可恝置不譚。故有教育館以通今，即不可無圖書館以存古，而輿地學者，尤今日留心時事者，所急宜講習也。
為此次南洋勸業(yè)會盛會，浙江黃巖椒江人王葆楨（又名王漱巖，南社社員）曾先后二次赴實地考察，著寫《南洋勸業(yè)會雜詠》，共作詩210首。書內(nèi)收錄名人題詩十五首，大都為王葆楨詩友，如南社社員趙樸初之父趙恩彤（字煒如）題集句詩以賀興。
王葆楨自述前后兩游金陵“縱纜勸業(yè)會，神王目眩，莫可殫述”。在其210首詩中，他為南社社友費公直發(fā)明一種催花早開及茂盛藥水（注：在工藝館化學工業(yè)部展出）很是欣賞，特作《催花藥水》詩，贊曰：灌園抱甕太多才，羯鼓無聲春自回。不受輕陰釀香雪，幾枝易謝怨先開。
抗戰(zhàn)后期的凌昌煥
據(jù)現(xiàn)定居在濟南的凌昌煥的曾孫凌濟說，他的曾祖凌昌煥1925年前擔任過吳江旅滬同鄉(xiāng)會會長。1932年，上海商務印書館遭日本飛機轟毀，凌昌煥失業(yè)，時年六十歲。迫不得已，凌昌煥暫居西塘女兒凌肇堂家避難，過起了隱居生活。
當初，西塘的南社社友沈禹鐘為他女兒凌肇堂、女婿江汝為（注：平川半月刊社創(chuàng)辦人之一）新婚特賀詩一首《賀江君汝為與凌女士肇堂新婚》（錄《南社西塘社友遺稿》61頁）：
彩筆江郞絕點埃，佳人詠絮亦清才。三生早注鴛鴦蝶，此日欣親玉鏡臺。開歲乍逢春浩蕩，定情盡有句低回。合歡酒助東風暖，窗外梅花一夕開。
入春好事寸心知，當戶三星慰所思�；ǖ组L生魚水樂，鏡中雙笑鳳鸞姿。柔情繡閣歡晨夕，清課紅閨勝友情。始信平時擱詞筆，故留墨妙畫修眉。
后來，凌昌煥先后又在上海中華教育用具廠、南洋中學擔任教員及編譯工作。1947年，辛勞一生的凌昌煥于浙江西塘江家大宅去世，享年74歲。據(jù)他的曾孫凌濟回憶，曾祖凌昌煥1947年去世后回故里蘆墟開吊，葬在老家。
學者型的凌昌煥，一生中雖沒有什么驚天動地的大事，只是一位默默無聞的教育者、一位勤懇的上海商務館早期編譯者、一位低調的南社中人，但他所作的貢獻是沒有人會忘記的。
因他從商務館中來，是由商務館成就的一名學者，在那里他參與編譯工作達二十余年，現(xiàn)國家圖書館藏有其書（目）90余種、家鄉(xiāng)吳江圖書館藏其的編輯出版物有8種（20余冊）。
凌昌煥的家鄉(xiāng)人費孝通先生從閱讀商務館創(chuàng)辦的《少年》雜志始，就與商務館結下了深厚的感情。在1924年，14歲的費孝通還是個初中生時，以筆名“費北”署名，將《秀才先生的惡作劇》發(fā)表于《少年》雜志。此事讓他終生難忘、興奮不已。
時光過去了將近六十年，在1982年元旦，費孝通于吳江縣城，作“憶《少年》祝商務壽”文，作為送給商務印書館八十五周年紀念禮物，文中他深切地懷念道：“商務印書館既是一個印書館，也是一個育才館。它不僅以印書為廣大人民提供精神食糧，而且為了印書也培養(yǎng)了一大批作家和學者。功在歷史。挽近論人才的人每常懷念古代的伯樂�；叵胛疫@一代，商務印書館在當時的文化界實際上起著伯樂的作用。我雖非千里馬，但畢生與筆墨結成不解緣，商務印書館實為之媒�！痹谫M孝通這段情深意切的表白中，我們不難看出，凌昌煥身在上海商務館的意義深遠，影響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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