漁家傲·平岸小橋千嶂抱原文及賞析
《漁家傲·平岸小橋千嶂抱》是宋代文學家王安石的詞作。此詞作于作者晚年隱居金陵（今南京）期間。以下是小編整理的漁家傲·平岸小橋千嶂抱原文及賞析，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原文
平岸小橋千嶂抱。柔藍一水縈花草。茅屋數(shù)間窗窈窕。塵不到。時時自有春風掃。
午枕覺來聞語鳥。欹眠似聽朝雞早。忽憶故人今總老。貪夢好。茫然忘了邯鄲道。
譯文
峰巒疊嶂，環(huán)抱著小橋流水；河水青碧，縈繞著繁花翠草。竹林幽深秀美，幾間茅舍靜立其中。和煦的春風時時吹拂，使得房屋清潔，纖塵皆無。
午睡醒來，滿耳都是婉轉的鳥鳴。斜倚枕頭，想起當年做官時，聽早朝的雞鳴，此情景已恍如隔世。忽然想起故人都已老，自己當然也不例外。如今我貪戀閑適，已忘卻了從政建功的美夢。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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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析
詩句而來。吳聿《觀林詩話》記王安石“嘗于江上人家壁間見一絕，深味其首句‘一江春水碧揉藍’，為躊躇久之而去，已而作小詞，有‘平岸小橋千嶂抱，柔藍一水縈花草’之句。蓋追用其詞�！贝艘娫~人善于融煉詩句，渾然天成。他用“一水”來概括“一江春水”，添“縈花草”三字烘托春光爛漫，豐富了原句的內容，提取原詩精華，調合得巧妙自然。“柔藍一水”，形容水色清碧，“柔”下得輕盈貼切，形象生動，使詞的畫面呈現(xiàn)出一種美麗、清新、寧靜的色彩美�！懊┪輸�(shù)間窗窈窕”三句，以“窈窕”形容窗的幽深，反映出茅屋“千嶂抱”著的竹林里的深窈秀美。他同期寫的《竹里》詩可與此參讀：“竹里編茅倚石根，竹莖疏處見前村。閑眠盡日無人到，自有春風為掃門。”此即詞中“茅屋數(shù)間”的一般情景�！懊┪荨比�，包涵了《竹里》詩的全部情景，但情韻連續(xù)，融成一片，更見精嚴�！拔缯碛X來聞語鳥”一句，見出詞人那種與花鳥共憂喜、與山水通性情的悠閑的情致與恬淡的心境。“欹眠”句，從睡醒聞鳥聲，聯(lián)想到當年從政早朝時“騎馬聽朝雞”，恍如隔世。這并非久靜思動，卻是絢爛歸于平淡后常有的心理反應。
其比較的結果，馬上的雞聲還是比此時枕上的鳥聲動聽。此意由下文再補足�！昂鰬浌嗜私窨偫稀保匆r自己之已老。而此時貪愛閑話的午夢，已丟卻盧生邯鄲道上所作的“建功樹名，出將入相”的黃粱幻夢（見唐沈既濟《枕中記》）。王安石二次罷相隱居金陵以后，心境漸漸平淡下來。葉夢得《避暑錄話》記載：“王荊公不愛靜坐，非臥即行。晚卜居鐘山謝公墩，畜一驢，每食罷，必日一至鐘山，縱步山間，倦則即定林而睡，往往至日昃及歸�！边@種曠日的游歷體察，引發(fā)詞人創(chuàng)作了不少描寫水光山色的景物詞。這首詞，藝術的錘煉上比早年更為成熟。歷來的評論家，極推崇王安石晚年寫景抒情的小詩，而往往忽略這類風格的詞。其實，這首得比其同類的詩還要出色。此詞的主要特色，是善于融詩入詞。
作者簡介
王安石（1021—1086），北宋政治家、文學家。字介甫，晚號半山。撫州臨川（今屬江西）人。慶歷二年（1042年）進士。宋神宗朝兩度任宰相，實行變法。封舒國公，改封荊國公。晚居金陵。卒謚“文”。文學上的主要成就在詩方面，詩、文皆有成就，為“唐宋八大家”之一。詞作不多，風格高峻，一洗五代綺靡舊習。著有《王臨川集》《臨川先生文集》《臨川先生歌曲》。
生平
慶歷二年登楊寘榜進士第四名，先后任簽書淮南東路（治所在今江蘇揚州）節(jié)度判官公事、鄞縣（今浙江寧波鄞州區(qū)）知縣。舒州（今安徽安慶）通判、江南東路（在今江浙一帶）刑獄。治平四年（1067（丁未年））神宗初即位，詔安石知江寧府，旋召為翰林學士。熙寧二年（1069）提為參知政事，從熙寧三年起，兩度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寧九年罷相后隱居，病逝于江寧（今江蘇南京）鐘山，謚號“文”，故世稱王文公。是唐宋著名八大家之一。
歷史評價
《宋史》評價
《宋史·論》曰：朱熹嘗論安石“以文章節(jié)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為，庶幾復見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財利兵革為先務，引用兇邪，排擯忠直，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此天下之公言也。昔神宗欲命相，問韓琦曰：“安石何如？”對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余，處輔弼之地則不可�！鄙褡诓宦�，遂相安石。嗚呼！此雖宋氏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
北宋的評價
元祐元年（1086），王安石去世后，司馬光曾說：“介甫文章節(jié)義過人處甚多，……方今……不幸謝世，反復之徒必詆毀百端，……朝廷宜加厚禮，以振浮薄之風�！�。司馬光對王安石的道德文章進行了肯定，而對作為政治家的王安石，進行了全盤否定。北宋時期，其反對派就以修史的方法進行批評，朱熹多次批評王安石及其后學：“學術不正”，“壞了讀書人”，但是朱熹對王安石個人是給予了相當肯定的。
南宋至晚清
王安石本以“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銳行變法，但因性格、運氣、舊黨及富豪反對和用人不當，導致變法失敗，其人亦被舊黨標上“變亂祖宗法度，禍國殃民”，所促成的黨爭更加速了北宋亡國。宋高宗為開脫父兄的歷史罪責，以靖康元年以來士大夫們的議論，把“國事失圖”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紹興四年五月宋高宗詔命重修《神宗實錄》以否定王安石變法為基調，這一定讞對于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王安石作為北宋亡國元兇的論調，經宋國史至元人修《宋史》所承襲，成為中國皇權時代官方定論。
南宋以后，王安石變法總體上是被否定的，但對王安石的部分新法措施則有不同程度的肯定看法。在諸新法措施中，尤以科舉改革、免役法、保甲法、保馬法得到較多的肯定。
持肯定者在南宋有陸九淵，元朝有吳澄、虞集，明朝有陳汝錡、章袞，入清后有顏元、李紱、蔡上翔、楊希閔、龔自珍、陸心源等。王夫之認為王安石的“三不足”之說是“禍天下而得罪于名教”。如蔡上翔以為“荊公之時，國家全盛，熙河之捷，擴地數(shù)千里，開國百年以來所未有者。南渡以后，元祐諸賢之子孫，及蘇程之門人故吏，以攻蔡京為未足，乃以敗亂之由，推原于荊公，皆妄說也。其實徽欽之禍，由于蔡京。蔡京之用，由于溫公。而龜山之用，又由于蔡京，波瀾相推，全與荊公無涉�！�
他們給王安石以高度評價的原因主要有兩點：其一，他們大都是江西臨川人，對王安石的褒揚，實際上是中國古代尊重和敬仰“鄉(xiāng)賢”優(yōu)良傳統(tǒng)的一種表現(xiàn)；其二，顏元、龔自珍肯定王安石及其變法，與他們和王安石有著相近的思想理路分不開。
南宋至晚清最具代表性的批判意見有三點：一是認為王安石變亂祖宗法度，“禍國殃民”，最終導致北宋亡國。這個觀點定于南宋初期的《神宗實錄》，后經宋國史至元朝人修《宋史》所承襲，成為元明清時期的官方定論，不僅為史家所認同，而且被社會普遍接受。二是對荊公新學進行了嚴厲抨擊。荊公新學是王安石變法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自宋理宗取締王安石配享孔廟后，荊公新學所遭受的抨擊之嚴厲，要遠甚于對新法措施的否定。南宋理學家對荊公新學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斥荊公新學為異端邪說“于學不正”、“雜糅佛道”或“學本出于形名度數(shù)”，二是把新學作為變亂祖宗法度而致北宋亡國的理論依據(jù)，予以無情打擊。由于理學在元明清被定為一尊的統(tǒng)治思想，“是當時思想的主流”，荊公新學作為異端邪說遂成不易之論。三是把王安石的諸項新法稱為聚斂之術“聚斂害民”。把王安石的理財思想視作興利之道“剝民興利”，是北宋熙寧、元祐時反變法派批評新法的主要觀點，自南宋至晚清仍是絕大多數(shù)史家和思想家評議王安石新法的基本觀點之一。
國外
美籍華裔歷史學家黃仁宇認為，王安石的多項改革，涉及將當時的中國進行大規(guī)模的商業(yè)，以及數(shù)目字管理，但不見容于當時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關技術能力而無法取得成功。按黃仁宇先生的說法是他可以把中國歷史一口氣提前1000年，因為變革是對以往的體制或法律的部分否定最初是少數(shù)敏感的發(fā)現(xiàn)者覺察到了原有制度中不合理的地方，通過努力，更多人有了變革要求，這種要求不只是給朝廷方面造成必要壓力促其革新，也提示朝廷順應多數(shù)人的要求來進行改革。王安石的變革思想，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后所有的改革家的思想，是人類思想反抗的文明成果，正是這些成果，使人類有了擺脫野蠻統(tǒng)治的可能和方向。
文學成就
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
王安石不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時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學家。他為了實現(xiàn)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學創(chuàng)作和政治活動密切地聯(lián)系起來，強調文學的作用首先在于為社會服務，強調文章的現(xiàn)實功能和社會效果，主張文道合一。他的散文大致貫徹了他的文學主張，所作多為有關政令教化、適于世用之文。他反對西昆派楊億、劉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風，認為“所謂文者，務為有補于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為本，以刻鏤繪畫為之容也。”（《上人書》）正因為安石以“務為有補于世”的“適用”觀點視為文學創(chuàng)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時弊、反映社會矛盾，具有較濃厚的政治色彩。今存《臨川集》《臨川集拾遺》《臨川先生歌曲》《臨川先生文集》等。他所著的《傷仲永》在人教版初一下冊課本有收錄。
言簡練明快筆力雄健
他的散文雄健簡練、奇崛峭拔，大都是書、表、記、序等體式的論說文，闡述政治見解與主張，為變法革新服務。這些文章針對時政或社會問題，觀點鮮明，分析深刻，長篇則橫鋪而不力單，短篇則紆折而不味薄。王安石的政論文在唐宋八大家中是突出的，他駕馭語言的能力非常強，其言簡練明快，卻無害于筆力雄健。其文以折為峭而渾灝流轉，詞簡而意無不到�！渡先驶实垩允聲罚侵鲝埳鐣兏锏囊黄碜�，根據(jù)對北宋王朝內外交困形勢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變法主張，表現(xiàn)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國之疵”的進步思想�！侗境倌隉o事札子》，在敘述并闡釋宋初百余年間太平無事的情況與原因的同時，尖銳地提示了當時危機四伏的社會問題，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樹，認為“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它對第二年開始施行的新政，無異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馬諫議書》，以數(shù)百字的篇幅，針對司馬光指責新法為侵官、生事、征利、拒諫四事，嚴加剖駁，短小精悍，言簡意賅，措詞得體，體現(xiàn)了作者剛毅果斷和堅持原則的政治家風度。安石的政論文，不論長篇還是短制，結構都很謹嚴，主意超卓，說理透徹，語言樸素精練，“只用一二語，便可掃卻他人數(shù)大段”（劉熙載《藝概．文概》），具有較強的概括性與邏輯力量。
詩歌造詣
王安石的詩歌，大致可以以熙寧九年（1076）左右王安石被罷相的時間劃界而分為前、后期，在內容和風格上有較明顯的區(qū)別�！扒G公少以意氣自許，故詩語惟其所向，不復更為涵蓄……后為群牧羊官，從宋次道盡假唐人詩集，博觀而約取，晚年始盡深婉不迫之趣”（葉夢得《石林詩話》）。前期的詩歌，長于說理，傾向性十分鮮明，涉及許多重大而尖銳的社會，問題注意到下層人民的痛苦，替他們發(fā)出了不平之聲�！陡惺隆贰都娌ⅰ贰妒”返�，從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描寫和提示了宋代國勢的積弱或內政的腐敗，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對于國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擇將”的建議；《收鹽》《河北民》等，反映了當時人民群眾備受統(tǒng)治者迫、害壓榨的悲慘遭遇；《試院中》《評定試卷》等，則直接抨擊以詩、賦取士的科舉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經世濟國的人才；《元日》《歌元豐》等，熱情地謳歌了變法帶來的新氣象和人民的歡樂；《商鞅》《賈生》等，通過對歷史人物功過得失的價，抒發(fā)了自己的新的見解和進步意義。王安石后期的隱居生活，帶來了他的詩歌創(chuàng)作上的變化。他流連、陶醉于山水田園中，題材內容比較狹窄，大量的寫景詩、詠物詩取代了前期政治詩的位置，抒發(fā)一種閑恬的情趣。但藝術表現(xiàn)上卻臻于圓熟，“雅麗精絕，脫去流俗，每諷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頰間�！保ā逗笊皆娫挕份d黃魯直語）《泊船瓜洲》《江上》《梅花》《書湖陰先生壁》等詩，觀察細致，精工巧麗，意境幽遠清新，表現(xiàn)了對大自然美的歌頌和熱愛，歷來為人們所傳誦。
王荊公體
“王荊公體”的特點是：重煉意，又重修辭。在用事、造語、煉字等方面煞費苦心，既新奇工巧又含蓄深婉，主要載體是其晚期雅麗精絕的絕句。其長處是下字工，用事切，對偶精；其短處在于作詩主意求工，主意之過流為議論，好求工而傷與巧；故“王荊公體”有深婉不迫處，也有生硬奇崛處。這既體現(xiàn)了宋詩風貌的部分特征，又有向唐詩復歸的傾向，可謂既有唐音，又有宋調，對宋詩的發(fā)展影響較大。
王安石的詞，今存約二十余首。雖不以詞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舊習”（劉熙載《藝概.詞曲概》）�！豆鹬ο�.金陵懷古》一詞，通過描寫金陵（今江蘇南京）壯麗景致及懷古傷今，揭露六朝統(tǒng)治階級“繁華競逐”的腐朽生活，豪縱沉郁，被贊為詠古絕唱。它同范仲淹的《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異”一詞，共開豪放詞之先聲，給后來詞壇以良好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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