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孫大雨對商乃詩的新詩創(chuàng)作和翻譯實踐
內容摘要:商乃詩又稱十四行詩,它的出現為中國詩歌詩體的發(fā)展提供了出路,孫大雨作為新月派的一位重要的詩人,對商乃詩的新詩創(chuàng)作與翻譯實踐都推動著詩歌形式的發(fā)展,無論是節(jié)奏、詩歌的外形以及語言的選擇都進行著仔細而又謹慎的推敲,成為詩歌前進道路上的開拓者與探險者。
關鍵詞:孫大雨 商乃詩 新詩創(chuàng)作 翻譯實踐
商乃詩,又名“商籟詩”、“十四行詩”等,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隨著新詩運動的發(fā)展,過度的追求詩體大解放、追求詩歌的自由體,導致詩歌這一文體出現了嚴重的散文化傾向。商乃詩的出現便為尋找詩歌新的格式與音律提供了很好的出路。 同時,在孫大雨的商乃詩創(chuàng)作中,我們很明顯的看到跨行與跨節(jié)的現象,跨行如“我怕世界就要吐出他最后,一口氣息”(《決絕》)、“我不知/怎樣回答”(《回答》)、“憑靠在/渺茫間”(《老話》)等等;跨節(jié)如“悄悄退到沙灘下獨自嘆息,去了”(《決絕》)、“可是誰是/造物自己”(《回答》)、“你們這下界,才開始在我的腳下盤旋往來”(《老話》)等等這樣使詩歌雖每行分開卻又相連,有著一種內在流動與連綿不絕的音樂美感。人們對孫大雨19世紀20年代前后創(chuàng)作的商乃詩有著極好的評價,孫近仁、孫佳始在《孫大雨詩文集》中前言中有記載:唐弢特別推崇《決絕》,他說:“我愛聞一多的《奇跡》,孫大雨的《決絕》……”,梁宗岱稱贊:“孫大雨把簡約的中國文字造成綿延的十四行詩,其手腕以有不可及之處”,卞之琳說“也只有孫大雨寫了幾首格律嚴整的十四行�！庇纱丝梢�,孫大雨創(chuàng)作的商乃新詩不以量取勝,但卻為推動中國十四行詩的發(fā)展卻是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并啟發(fā)了我們更有興趣的去尋找、發(fā)現中國現代語言的嚴謹、致密、柔韌以及潛在的音樂美感。
同樣,孫大雨在對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翻譯中更是傾心傾力,從外在的形式到內在的詩味以及每一詩句中詞語的選取都是十分嚴謹認真的,這也看出了他對莎翁、對商乃詩的熱愛程度。中國詩人對英國十四行詩的移植與改造經歷了很長時間也經歷了很多詩人的一步一步的努力才日趨完善,孫大雨對十四行詩的翻譯實踐可以從以下幾個大的方面來分析:
一 對節(jié)奏的改造與移植
詩歌的節(jié)奏與格律一直是孫先生詩歌觀念的一個重點所在,十四行詩的節(jié)奏與中國詩歌的格律與節(jié)奏密切相關。孫大雨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翻譯的莎士比亞十四行詩一如既往的比較注重節(jié)奏。如在翻譯第十八首時是嚴格按照莎士比亞“四四四二”共十四行的結構,另外根據其音組格律的翻譯觀,對莎士比亞的第十八首進行翻譯時,無形中有著十二音五頓的節(jié)奏劃分,這樣翻譯出的作品讀起來節(jié)奏流動而不顯呆板,當然在其它幾首中也有十三音五頓的情況,例如第七十三首、第八十七首、第一百一十一首等等,這在其新詩創(chuàng)作中也有所體現,如《遙寄》的第一首,音節(jié)數有十二音、十三音也有十四音的。這也正說明了孫大雨翻譯詩歌的靈活性,對音節(jié)數的整齊與否比較寬松,而更注重頓數的整齊、節(jié)奏的流暢,在《雕蟲紀歷·自序》中卞之琳講道:我較后的經驗是在中文里十四行體,用每行不超過四頓或更短,可能用得自然,不然就不易成功�！倍鴮O大雨的十四行詩新詩創(chuàng)作以及翻譯大部分都是以五頓見多,這或許跟他的“以二或三個漢字為常態(tài)”進行變化的“音組”理論的應用有著一定的關系,每行均有嚴格的5個音組,即“五頓”。文學的翻譯需要經過很多程序的磨合與適應,并沒有完全的全盤接受或不加任何的改變,意大利的sonnet在傳人英國后就發(fā)生了形式及語言上的改變,形成了英式的十四行詩。由此可見,孫大雨的翻譯也正說明了中國詩人對十四行詩的改造與移植,同時也成就了中國化的十四行詩的發(fā)展前進,這是中國詩人作為譯者的職責。
二 采用跨行與跨節(jié)
英語和漢語是兩種不同的語言體系,所以詩歌在語言范圍內的重點也就不同,英詩注重重音與音節(jié)的節(jié)奏,而漢語詩歌是音節(jié)與意義的統(tǒng)一體,所以英詩的創(chuàng)作比較注重形式的節(jié)奏性,那在漢譯的過程中就要注意這一特點,在尊重意義的基礎上進行跨行或者跨節(jié),提高整個詩歌行之間與小節(jié)之間的銜接性,最重要的漢譯中要使跨行、跨節(jié)的關鍵點語義的`歇息較大,否則則會破壞詩歌的意義完整性。如孫譯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第六十六首的前兩句:
厭倦了這種種,我求死亡來給我
安息,如眼見才能被命定做乞丐,
這樣看來在追求音節(jié)與音組的情況下,孫大雨找到了這句中的語義歇息較大的點來完成跨行。在這一方面,孫大雨并不是逐字逐句的生搬硬套的去翻譯,這在對雪萊的《西風頌》的翻譯中有所體現,“The winged seeds,where thy lie cold and low,/Each like a corpse withinits grave,until /Thine azuresister of the Spring shallblow”(摘自第一首第三段)第一行與第二行并未跨行,而第二行與第三行之間的until作為一個暫時性的輕音步完成了語義的歇息與跨行,“冬寒的床上,它們全躺倒在那里/冷而低,粒粒像一具尸體在墓中,/要等你蔚藍的青春小妹來吹起”,可以看出孫譯的時候將第一行和第二行進行了跨行,第二行和第三行沒有跨行,但也完整的表達了詩意,同時也沒有破壞原詩的節(jié)奏流動,充分發(fā)揮了詩人譯詩的主動性。
三 翻譯中契合情感的選詞
十四行詩和我國的古典詩詞有著容量較小的相似之處,均用精致的詩體將詩人的情感與思想真真切切的表達出來,這是其它詩體所難以達到的。因此,它也就要求譯者更要注重詩中措辭的選取,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詩句優(yōu)美,譯詩也應該達到這樣一種效果才能更加接近原作,真實的表達原作的精神風貌與情感流露,孫大雨在翻譯中非常注重用語的恰當,同時也與大白話保持了適當的距離,他的翻譯更多的是在保持原作的情感基調的基礎上,以原詩為底色,繪出了中國韻味的商乃詩。例如“When I be-hold the violet past prime"孫大雨譯為:“當我眼見到紫羅蘭香散花殘”讓人聯想到唐代詩人李商隱《無題》中的“東風無力百花殘”;在第十八首第五和第六句:‘‘Sometime too hot the eyeof heaven sh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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