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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zhàn)國策的原文及翻譯的古詩文
在平平淡淡的日常中,說到古詩,大家肯定都不陌生吧,狹義的古詩,是指產(chǎn)生于唐代以前并和唐代新出現(xiàn)的近體詩(又名今體詩)相對的一種詩歌體裁。古詩的類型有很多,你都知道嗎?下面是小編整理的戰(zhàn)國策的原文及翻譯的古詩文,歡迎大家分享。
原文
楚圍雍氏,韓令冷向借救于秦,秦為發(fā)使公孫昧入韓。公仲曰:“子以秦為將救韓乎?其不乎?”對曰:“秦王之言曰,請道于南鄭、蘭田以入攻楚,出兵于三川以待公,殆不合軍于南鄭矣。”公仲曰:“奈何?”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謀。楚威王攻梁,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梁,魏折而入于楚。韓固其與國也,是秦孤也。故不如出兵以勁魏!谑枪テな。魏氏勁,威王怒,楚與魏大戰(zhàn),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也其將揚言救韓,而陰善楚,公恃秦而勁,必經(jīng)與楚戰(zhàn)。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于公相支也。公戰(zhàn)勝楚,遂與公乘楚,易三川而歸。公戰(zhàn)不勝楚,塞三川而守之,公不能救也。臣甚惡其事。司馬康三反之郢矣,甘茂與昭獻遇于境,其言曰收璽,其實猶有約也!惫倏衷唬骸叭粍t奈何?”對曰:“公必先韓而后秦,先身而后張儀。以公不如亟以國合于齊、楚,秦必委國于公以解伐。是公之所以外者儀而已,其實猶之不失秦也!
文言文翻譯:
楚國圍困雍氏,韓國派冷向到秦國借救兵,秦國為此派公孫昧來到韓國。公仲說:“您認為泰國將會救韓國呢?還是不救韓國呢?”
公孫昧回答說:“秦王的話是這樣說的,請你們取道南鄭、藍田去攻打楚國,我們出兵進駐三川,等待您。這樣恐怕秦、韓兩軍永遠也不能會合了。”
公仲說:“怎么辦呢?”
公孫昧回答說:“秦王一定會效法張儀以往的計謀。楚威王進攻魏國,張儀曾對秦王說:‘我們同楚國一起攻打魏國,魏國就會掉頭投向楚國。韓國本來就是魏國的盟國,這樣泰國就孤立了。因此不如假意出兵使魏國變得強硬起來!@時楚國一定圍攻皮氏。魏國態(tài)度強硬,楚威王大怒,楚國和魏國展開大戰(zhàn),結果秦軍奪取了西河之外的土地滿意而歸。觀在秦國表面上聲畜救韓,而暗地里與楚國親善,您依仗秦國態(tài)度強硬,一定輕視同楚國的戰(zhàn)斗。楚國已暗中得知秦國不會幫助韓國,一定很容易同您相抗衡。您如果戰(zhàn)勝楚國,秦國就會同您一道乘楚國之危奪壤土地,攻占三川而歸。您戰(zhàn)不勝楚國,秦國就會阻塞三川全辦拒守,您不能自救。臣下厭惡這樣的事。司馬康三次往反到楚閣的郢都,甘茂又同昭獻在邊境上會面,他們聲稱楚國收回了軍印,不再攻打韓國,其實在這背后仍有盟約!
公仲忍懼地說:“既然如此,那么該怎么辦呢?”
公孫昧回答說:“您一定要先考慮韓國的實力,而后考慮秦國的援助,先用自身的計謀,而后考慮張儀的幫助,您不如趕快讓韓國同齊國、楚國聯(lián)合在一起,秦國一定會把國家托付給您,以解除可能遭到的進攻。這樣您疏遠的不過是張蟻罷了:,而實際上仍沒有失去秦國的邦交!
內容簡介
《戰(zhàn)國策》主要記述了上起公元前490年“智伯滅范氏”,下至前221年“高漸離以筑擊秦始皇”,共245年間,戰(zhàn)國時期的縱橫家(游說之士)的政治主張和策略,或者說記錄了當時的縱橫家游說各國的活動和說辭及其權謀智變斗爭故事。內容以策士的游說活動為中心,同時反映了戰(zhàn)國時期各國的政治、軍事、外交方面的一些活動情況和社會面貌。記事年代大致上接《春秋》,下迄秦統(tǒng)一。戰(zhàn)國時期占有絕對比重,不記載前代舊事。有人認為劉向選取了具有特殊意義的起止時間。由于曾歷經(jīng)包括宋、元、明多個朝代或大或小的修補,加之傳抄和翻刻時的錯訛。現(xiàn)存版本與最初版本差別可能很大。
全書共三十三卷,分“東周”“西周”“秦”“楚”“齊”“趙”“魏”“韓”“燕”“宋”“衛(wèi)”“中山”十二國的“策”論。約十五萬字。
《戰(zhàn)國策》并非出于一人之手,也非成于一時。全書沒有系統(tǒng)完整的體例或主線,都是相互獨立的單篇。據(jù)稱形成之初便有多個版本。
據(jù)說西漢劉向在校理皇家書庫時,對所見的“中戰(zhàn)國策書”,包括六種記載戰(zhàn)國縱橫家說辭的作品,即所謂的中書六種,包括《國策》《國事》《事語》《短長》《長語》《修書》,和“國別者八篇”等材料進行了編撰。因書所記載的多是戰(zhàn)國時縱橫家為其所輔之國提出的政治和外交策略,且其內容“大抵皆縱橫捭闔,譎狂相軋傾奪之說也”,因此劉向把這本書名為《戰(zhàn)國策》,名稱沿用至今。[2][3]
書名戰(zhàn)國指時期,這點并無多少異議。爭議點主要在“策”字上,劉向在給皇帝呈奏的《書錄》中云,該書是有關“戰(zhàn)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立策謀”,因而定名,書名中的“策”字取的是“策謀”之意?捎胁糠趾笫缹W者依然對書名的含義產(chǎn)生了質疑,如葉德輝和王國維認為“策”應為“簡策”之意,“策”有長短,故又名《短長》。不過大部分學者認為應該是“策略”。[4]
《戰(zhàn)國策》成書以后,東漢學者高誘曾為其作注。但由于此書一直未受到學術界的重視,因此到了北宋時,已經(jīng)缺了十一篇。北宋著名文學家曾鞏訪之“士大夫之家”,重新補足了三十三卷的簡數(shù)。南宋時期,姚宏搜羅了尚能見到的版本,在曾鞏版本的基礎上,重新校訂整理并加注釋,被稱為“站本”。和姚宏同時的鮑彪也進行編訂并注釋,元代學者吳師道為其作補正,一同流傳,但鮑本質量上并不如姚本。現(xiàn)今所見到的版本,多屬姚本。
創(chuàng)作背景
歷史
春秋戰(zhàn)國時期,用劉向的話是“戰(zhàn)國之時,君德淺薄……眾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為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為資,據(jù)時而為畫故”。這個時期,井田制度被破壞并最終被廢棄,鐵制農(nóng)具和畜力出現(xiàn),私田大量產(chǎn)生,產(chǎn)生了大量的自由民和自耕農(nóng),“公田不治”,“私田”開辟,冶鐵業(yè)和水利工程技術的發(fā)展使得農(nóng)業(yè)和手工業(yè)產(chǎn)能快速增長,傳統(tǒng)的社會秩序被不斷打亂、打破,社會底層的民眾與貴族的人身依附關系相對弱化。井田制及其相隨的賦稅制度動搖,私有工商業(yè)嚴重沖擊著“工商食官”的壟斷局面。束縛手工業(yè)、商業(yè)的體制失去支撐。冶金業(yè)、制鹽業(yè)、手工業(yè)、交通業(yè)繁榮起來。商業(yè)打破地域、行業(yè)、人員限制而逐漸興盛,商人的經(jīng)濟訴求突破了國家地域,擴大到各個區(qū)域,有些商人憑借經(jīng)濟實力還躍身高層,導致“小農(nóng)經(jīng)濟成為立國基礎,各國政權組織相應的發(fā)生變革,廢棄了原來由各級貴族統(tǒng)治的制度”,以至于叔向感嘆說“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降在皂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
這種社會經(jīng)濟基礎發(fā)展進而推動上層建筑的變革。王室衰微,以周王室為中心的國家聯(lián)盟逐漸解體,以“三家分晉”“田氏代齊”為標志,舊有的奴隸制度宣告瓦解,社會制度開始向封建制度過渡。爭霸戰(zhàn)爭頻繁,整個社會已是“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為右,兵革不休,詐偽并起”,時代的變易,導致了原先春秋時代天子與霸主共同維持的諸侯之間相對和平的局面消失,當時的各國,“捐禮讓而貴戰(zhàn)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茍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為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為強”。各諸侯國也相繼進行了或大或小的政治改革,公元前422年,魏文侯任用李悝為相,實行變法,拉開戰(zhàn)國變法大幕;公元前382年,楚悼王任命吳起為令尹,主持變法;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商鞅為左庶長,開始全面變法;公元前355年,韓昭侯任用申不害為相實行變法;公元前357年,齊威王任用鄒忌為相,開始變法;公元前312年,燕昭王筑黃金臺招賢納士;公元前307年,趙武靈王試行“胡服騎射”,開始變法。經(jīng)過這一系列政治改革,世卿世祿制被廢除,按勛封爵、選拔官員制度被確立。
這一時期,社會結構發(fā)生巨變,最有代表性的是作為傳統(tǒng)思想文化的繼承者和新興社會思想的代表者的士人階層的崛起。戰(zhàn)國時期,舊的生產(chǎn)關系迅速瓦解,奴隸主階級日趨衰亡。經(jīng)濟上的改革使得原來依靠土地為生的農(nóng)民獲得了自由,自主意識得以提高,而土地的自由分配使得上層貴族開始下移,下層庶民則有了上升機會,地主階級作為新興勢力的代表崛起,而不斷提高的經(jīng)濟水平也使部分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者產(chǎn)生了文化的要求,脫離土地束縛的農(nóng)民有可能通過讀書積累知識進一步上升為士,戰(zhàn)國時“朝為素衣,暮為卿相”的情況時常發(fā)生,這進一步鼓勵了這些地位低下的士。同時,武士為求得政治上的發(fā)展也將眼光投向文壇。同時,各諸侯國和各個勢力集團基于各種目的也在千方百計搜羅人才。在這種大的歷史環(huán)境下,一些飽學之士開始更多的關注政治和自身發(fā)展,并將眼光聚集到時代的發(fā)展和新的社會現(xiàn)象上,率先打破舊的傳統(tǒng),于是在社會上出現(xiàn)了一批“橫議之士”。他們關注自身和社會的變革,逐漸形成自己的理論,但由于各種原因他們只能依附在那些有權勢地位的人之后,為其出謀劃策,從而獲得生存的條件。“策士”集團或階層開始形成。
思想和文化方面也產(chǎn)生了劇烈的動蕩,宗法制解體,世卿世祿的世襲社會向俸祿制的官僚社會過渡。與宗法制的解紐相應,盛行五個多世紀的禮樂制度逐漸衰落。禮制崩潰,祭祀淡薄,宗法式微,甚至諸侯大夫的宴會上,也已消失了往日鐘鼓賦詩的雍容風雅!胺ㄖ巍贝媪恕岸Y治”,畢竟在這一時期,“法治”才能適應當時的社會變革,“禮治”已經(jīng)行不通了。如劉向所言“貪饕無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謀;有設之強,負阻而侍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儒術之士,棄捐于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于俗!
在春秋時期,各諸侯國間的關系尚可通過盟會加以協(xié)調,而戰(zhàn)國時期,國與國之間,講的是以勢相爭,以謀相奪。而各諸侯國君和貴族們也都希望自己或立為霸主,或成就功名。各國在政治軍事外交上或合縱,或連橫,明爭暗斗,一直不斷地反復地進行斗爭。顧炎武評價這一時期是“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邦無定交,士無定主”。在這一時期,統(tǒng)一的趨勢代替了諸侯割據(jù)的局面,兼并戰(zhàn)爭以空前的規(guī)模展開。過去還勉強作為虛飾的仁義禮信之說,在這時已完全被打破。《淮南子》有言“六國諸侯,溪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為右!
在這種歷史背景下,軍事科學和戰(zhàn)略思想,外交戰(zhàn)略和策略方針應運而生,而設計或運作這些思想和策略的合縱連橫的游說之士登上了歷史舞臺(司馬遷則認為“務在強兵并敵,謀詐用而縱橫長短之說起。矯稱蜂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換言之,他認為“長短縱橫之說”的興起使得各諸侯國之間出現(xiàn)誓盟不信、符信失約的現(xiàn)象,而縱橫家就是這些“長短縱橫之說”產(chǎn)生的主體。),左右了戰(zhàn)國中后期的各諸侯國間的政治、軍事、外交。這些游說之士抓住歷史機遇和主君的心理進行各種游說,他們的說辭普遍具有注重飾詞,喜好激揚,崇尚鋪張的特點。目的是要破壞各諸侯國間的均勢,摧毀原有的社會秩序,成就自己的理想或事業(yè)。他們或說之以理,用明顯的歷史經(jīng)驗說服對方相信自己的道理;或動之以情,以披肝瀝膽之詞感動對方相信自己的忠貞;為了讓對方聽從自己的主張,他們甚至敢把自己的腦袋賭上,畢竟策士面對的是能夠隨意操控生死大權的人,他們的游說是有一定的冒險性質,稍有不慎即會引來殺身之禍。所以說,游說人主某種程度上首先要求策士們要膽識過人才行。不提對著秦王敢說出“布衣之怒,天下縞素”的唐雎,即使是“詐偽反復”之如張儀,也具有這種過人的膽識,這也正是這個時代讓后人欽佩的原因之一。
不過游說一過程并不是簡單的耍嘴皮子和賭命,畢竟,游說的對象普遍是各國的高層乃至核心人物,想要打動對方,必須對游說對象,所在國或勢力的政治、經(jīng)濟、軍事、文化、外交等事宜有相當了解才行,沒有平時積累的知識和較為自如的交流,獲取和運用這些信息是很難的。這意味著要成長為合格的游說之士,需經(jīng)過長時間專業(yè)的學習和培養(yǎng)。幸好戰(zhàn)國時期的一大特色是思想文化方面出現(xiàn)空前繁榮的局面,“禮崩樂壞”之后,春秋時期主要由王室控制的文化局面也發(fā)生了變化,“舊法世傳”分解為私門之學,“道術將為天下裂”,出現(xiàn)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運動。各家各派講學興盛,紛紛著書立說、議論政治、闡述哲理,各家之間也相互批判辯論,形成良好的學術氛圍。這種氛圍也成為了謀臣策士進行游說的一大助力。他們可能是這樣鍛煉自己:一是鍛煉實用主義思維,通過借鑒兵家思想等諸子百家對戰(zhàn)爭的態(tài)度準確分析當下復雜的列國形勢,尋求最佳的游說方式,養(yǎng)成尚奇通變的邏輯思維;二是培養(yǎng)游說技巧和謀略,當時私人講學和授徒之風盛行,游說之士可能通過研讀揣摩某些謀略典籍和拜師學藝來學習論辯方法、技巧謀略!稇(zhàn)國策》的原稿或者說原始資料很可能就是這些游說的個人或團體使用的教材或講稿,內容就是如何在特定的條件下,甚至在對象頑固堅持己見的情況下,說服他們接受自己的意見。
《戰(zhàn)國策》,又稱《國策》,為西漢劉向編訂的國別體史書,原作者不明,一般認為非一人之作。資料年代大部分出于戰(zhàn)國時代,包括策士的著作和史料的記載。原書名不詳,書中文章作者也不知是誰,成書推斷也并非一時。劉向編撰后,刪去其中明顯荒誕不經(jīng)的內容,按照國別,重新編排體例,定名為《戰(zhàn)國策》。
全書共三十三卷,分十二國的“策”論。內容以戰(zhàn)國時期,策士的游說活動為中心,同時反映了戰(zhàn)國時期的一些歷史特點和社會風貌,是研究戰(zhàn)國歷史的重要典籍。
傳統(tǒng)上把《戰(zhàn)國策》歸為歷史著作,但書中不少篇章內容荒誕,缺乏歷史依據(jù),說是歷史,其實更多是文學故事,有趣的是這部分作品反而語言以及邏輯相當精彩,有較強的文學性。而另一部分則文采稍遜,卻依托歷史事實,對研究戰(zhàn)國歷史有著較大的史料價值。
《戰(zhàn)國策》的思想觀念,與當時的史書等截然不同。劉向序認為“戰(zhàn)國之時,君德淺薄,為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為資,據(jù)時而為畫。故其謀扶急持傾,為一切之權;不可以臨教化”。
《戰(zhàn)國策》善于述事明理,描寫人物形象逼真,大量運用寓言、譬喻,語言生動,富于文采。無論個人陳述或雙方辯論,都具有很強的說服力。所以也是一部優(yōu)秀的散文集,對中國兩漢以來史傳文政論文的發(fā)展有相當影響。
全書現(xiàn)存497篇。早在宋代就已有不少缺失,由曾鞏“訪之士大夫家”,得以校補。后又經(jīng)多次修訂,F(xiàn)今所見《戰(zhàn)國策》已遠非東漢時期版本。
拓展延續(xù)作品目錄
今本共三十三卷。東周策一卷,西周策一卷,秦策五卷,齊策六卷,楚策四卷,趙策四卷,魏策四卷,韓策三卷,燕策三卷、宋衛(wèi)策一卷,中山策一卷,共497篇。
編者簡介
劉向劉向(約公元前77年—公元前6年),原名劉更生,字子政,西漢末年經(jīng)學家、目錄學家、文學家。沛縣(今屬江蘇)人。漢皇族楚元王劉交四世孫。歷任散騎諫大夫、散騎宗正、光祿大夫等職。曾奉命領校秘書,撰《別錄》,其后以《別錄》為基礎,撰成《七略》,這是中國最早的目錄學著作。治《春秋榖梁傳》。著《九嘆》等辭賦三十三篇,大多亡佚。今存《新序》、《說苑》、《列女傳》等書,《五經(jīng)通義》有清人馬國翰輯本。原有集,已佚,明人輯為《劉中壘集》。
【提要】
張儀畢竟是具有遠見、富有智慧的人,他預測的事情的未來發(fā)展幾乎都能與事實吻合。這些都建立在他對事理的正確認知和判斷上。
【原文】
楚攻魏。張儀謂秦王曰:“不如與魏以勁之,魏戰(zhàn)勝,復聽于秦,必入西河之外;不勝,魏不能守,王必取之!
王用儀言,取皮氏卒萬人,車百乘,以與魏。犀首戰(zhàn)勝威王,魏兵罷弊,恐畏秦,果獻西河之外。
【譯文】
楚國攻打魏國,張儀對秦王說:“您不如幫助魏國,以便強化魏國的勢力。假如魏國能戰(zhàn)勝,從此就會更加聽命于秦,一定送來西河之外的土地;假如魏戰(zhàn)敗,那魏國就不能守住邊塞,大王就可以將魏國奪取過來。”
于是秦王就采納張儀的獻策,調派皮氏之軍1萬人和戰(zhàn)車100輛,支援給魏將孫衍。結果魏國戰(zhàn)勝了楚威王的軍隊。得勝的魏軍已是疲憊不堪,害怕秦國,就果真把西河之外地方獻給秦國。
【評析】
說服他人的根本還在于打消對方的各種疑慮。要將事情的各種可能性都講出來,如果各種可能性都是有利于你的觀點的,那么對方就不得不對你心悅誠服。
張儀又惡陳軫于秦王
【提要】
張儀有時扮演的角色很不光彩,他時常喜歡玩弄些陰謀詭計。聰明過分,就顯得奸詐,如何對付這些智商很高、富有心計的人物,確有一番學問?纯搓愝F(著名辯士,初在秦國作官,后離秦去了楚國)是如何對付張儀對他在背后的誹謗的。
【原文】
張儀又惡陳軫于秦王,曰:“軫馳走楚、秦之間,今楚不加善秦而善軫,然則是軫自為而不為國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何不聽乎?”
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陳軫曰:“然!蓖踉唬骸皟x之言果信也!痹唬骸胺仟殐x知之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曰:‘孝己愛其親,天下欲以為子;子胥忠乎其君,天下欲以為臣。賣仆妾售乎閭巷者,良仆妾也;出婦嫁鄉(xiāng)曲者,良婦也!岵恢矣诰,楚亦何以軫為忠乎?忠且見棄,吾不之楚,何適乎?”秦王曰:“善!蹦酥怪病
【譯文】
張儀又在秦王前面誹謗陳軫說:“陳軫奔走于楚、秦之間,但現(xiàn)在楚國不見得對秦友好,反而卻和陳軫的關系非常親密。如此看來,陳軫一切舉動都是為自己,而不是為了秦國。況且陳軫又企圖背叛秦國而投奔楚國,大王為什么不明察此事呢?”
于是秦王就問陳軫說:“我聽人說你準備背秦而去楚國,有這回事嗎?”陳軫回答說:“有這回事!鼻赝跤悬c生氣地說:“那么張儀所說的話是真的了?”陳軫回答:“何止張儀知道這件事,就連路人也知道這件事!常言道:‘由于孝已(著名孝子,殷高宗之子)孝順他的父母,因而天下父母都希望孝已做自己的兒子;由于伍子胥忠于他的君王因而天下的君王都希望伍子胥作自己的大臣。賣仆妾時如果能賣到本鄉(xiāng),那就證明是一位好仆妾;被休的妻子如果能改嫁到本鄉(xiāng),那就證明他是一位好妻子!绻也恢揖龕蹏,忠誠于秦王,那么楚王又怎么要我做他的大臣呢?忠心耿耿尚且被遺棄、被放逐,我不去楚國又去哪里呢?”秦王感動地說:“賢卿言之有理!庇谑蔷桶殃愝F挽留下來。
【評析】
“謠言止于智者”,陳軫沒有在秦王面前直接指出張儀是小人,是在造謠,而是迂回曲折的講了許多民間流傳的諺語,以說反語的方式打消了秦王的猜忌,使張儀的讒言不攻自破。如果陳軫一開始就指責張儀,那么效果反而不好,給人一種犯錯之后為自己推卸責任、辯護的感覺,倒會加重他人的疑心,而如果先是主動承認讒言是對的,他要去楚國,然后再說出去楚國的復雜緣由來,揭示出與他人所說的讒言的本質不同之處,這樣就會消釋他人的敵意和誤解,并且顯示出自己的光明磊落出來。
陳軫“欲擒故縱”、先順著對方的話語展開然后反戈一擊的辯解技巧,實在高明,令人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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