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殊的人品

　　晏殊是一位質樸、誠實的官員，下面是對其品格的具體闡述，供大家參考!

　　柳永的被黜與晏殊的人品

　　關鍵詞：黜柳永 悅上 矜己 溫和

　　摘 要：不應簡單化地看待晏殊以柳永《定風波·自春來》詞將其黜退的事例。這個事例形象地展示了晏殊唯上是從、保持自己的身份，恰當溫和地對待別人的人品特征，是文質彬彬、風度儒雅的封建官員的典型，有值得肯定的一面。其處事方式對社會的平和具有積極意義，足資借鑒。

　　關于晏殊黜退柳永，張舜民《畫墁錄》有如下記載：柳三變既以詞忤仁宗，吏部不敢改官，三變不能堪，詣政府。晏公曰：“賢俊作曲子么?”三變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雖作曲子，不曾道：‘針線慵拈伴伊坐。’”柳遂退。

　　對此，大多認為晏殊用柳永這句“針線慵拈伴伊坐”(也包括這首《定風波·自春來》詞)來黜退柳永是指斥柳永蔑視功名、寫作趣味的低俗“另類"(即寫作趣味與統(tǒng)治高層的對立)。但是，問題的關鍵是：晏殊假如要指責柳永蔑視功名，那么舉柳永《鳳歸云·向深秋》詞“驅驅行役，冉冉光陰，蠅頭利祿，蝸角功名，畢竟成何事，漫相高”不是更有說服力?而如果要指責柳永的詞淫冶低俗，那么，舉柳永“紅茵翠被。當時事、一一堪垂淚。似恁偎香倚暖，抱著日高猶睡”(《慢卷?·閑窗燭暗》)和“須臾放了殘針線。脫羅裳、恣情無限。留取帳前燈，時時待、看伊嬌面”(《菊花新·欲掩香帷論繾綣》)，這樣的詞更能說明問題，當然，柳永的《慢卷?·閑窗燭暗》、《菊花新·欲掩香帷論繾綣》這些詞有可能寫在他被黜退之后，但相信應該有比他的《定風波》更為淫冶的詞，而這首《定風波》詞卻并不淫冶，其中僅有“暖酥消，膩云?，終日厭厭倦梳裹”的描寫而已。因此，如果認為晏殊以柳永《定風波·自春來》詞來黜退他，僅僅是晏殊指責柳永的品行和詞的 “淫俗”，雖不能說沒有道理但顯得過于簡單化，缺乏足夠的說服力。

　　那么，晏殊究竟為何要以“針線慵拈伴伊坐”這句詞來黜退柳永呢?

　　其實，晏殊做得非常聰明。

　　首先，他緊跟皇上而且跟得巧妙。晏殊黜退柳永的理由和他的“上司”仁宗皇帝應該是同一個，即不滿柳永蔑視功名的言行。有宋一代，統(tǒng)治者做出了揚文抑武、守內虛外的決策，誘導文人只關心功名利祿。晏殊指斥柳永“鎮(zhèn)相隨，莫拋躲。針線慵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陰虛過"詞，是因為柳永以相好女性的口吻表達了對功名利祿的吐棄，雖然此詞字面上沒有直接寫出對功名利祿的蔑視，但也犯了宋王朝的大忌。據吳曾《能改齋漫錄》記載：“仁宗留意儒雅，務本向道，深斥浮艷虛華之文。初，進士柳三變好為淫冶謳歌之曲，傳播四方，嘗有《鶴沖天》詞云：‘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及臨軒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景?元年方及第。”晏殊如果也拿柳永上述《鳳歸云》中的“蠅頭利祿，蝸角功名”以及《夏云峰·宴堂深》中的“醉鄉(xiāng)歸處，須盡興、滿酌高吟。向此免、名韁利鎖，虛費光陰”來說事，未免有跟風之嫌而讓人側目，這不符合晏殊的性格，何況晏殊也知道柳永盡管高吟“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其實并沒有真正地鄙棄功名，一個“忍”已經透露了他的真實想法，他只是自己控制不住自己，或者仕途不利才無可奈何為之。

　　再說，晏殊如果也用柳永上述直接表達蔑視功名的詞來黜退對方，那么要命的是晏殊自己的詞中竟然也有類似的句子，如他在《喜遷鶯·花不盡》詞中寫道：“朱弦悄，知音少。天若有情應老。勸君看取名利場，今古夢茫茫。”即把名利視同夢幻。他的《酒泉子·三月暖風》詞中說：“長安多少利名身，若有一杯香桂酒，莫辭花下醉芳茵，且留春。” 表明他有時也會覺得追求“利名身”還不如花下醉酒、芳茵留春。而柳永的“鎮(zhèn)相隨，莫拋躲。針線慵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陰虛過”這幾句詞表面上沒有、實際上卻的的確確地表達了鄙棄功名的意思，據此來黜退柳永正是委婉恰當：是你柳永自己喜歡過“針線慵拈伴伊坐”的生活啊。看來晏殊不愧為神童出身。這樣既與皇上保持一致，又符合自己相對獨立的“太平宰相”的身份。

　　在晏殊一生中可以稱得上大事的“明肅莊懿之事”就說明了晏殊的這一品格特征。“孫甫、蔡襄上言：‘宸妃生圣躬為天下主，而殊嘗被詔志宸妃墓，沒而不言。’”(《宋史·晏殊傳》)《龍川別志》則比較詳細地記載了這一事件：“章懿之崩，李淑獲葬，晏殊撰志文，只言生女一人早卒，無子。仁宗恨之。及親政，出志文以示宰相曰：‘先后誕育朕躬，殊為侍從，安得不知，乃言生一公主又不育，此何意也?’呂文靖夷簡曰：‘殊固有罪。然宮省事秘，臣備位宰相，是時略知之，而不得其詳。殊之不審，理容有之，然方章獻臨御，若明言先后實生圣躬，事得安否。’上默然良久，出殊守金陵，明日以為遠，改守南郡。”誠如呂夷簡所言，晏殊在當時情形下只能如此做，但晏殊還是在文中埋下伏筆，“晏元獻公撰章懿太后神道碑，破題云：‘五岳崢嶸，昆山出玉。

　　四溟浩瀚，麗水生金。’蓋言誕育圣君，實系懿后，奈仁宗夙母儀明肅劉太后，膺先帝擁佑之托，難為直致，然才者愛其善比也”(《湘山野錄》)。晏殊在這件事的處理上與以《定風波·自春來》詞黜退柳永有異曲同工之妙，他這些高超的政治手腕體現了他唯上悅上并有自己一定程度上的獨立見解。

　　其次，不因貶黜對方而連帶貶辱了自身。如果從詆毀柳永的詞低俗這個角度看，“針線慵拈伴伊坐”(即便算是實指該詞中“暖酥消，膩云?，終日厭厭倦梳裹”這幾句)更是比不上如上所引“似恁偎香倚暖，抱著日高猶睡”具有說服力。但是，晏殊清楚地知道如果用柳永其他詞中并不缺少的所謂“艷詞”作為黜退柳永的根據，那么其實也是在貶低自己，其中隱含的意義是自己比柳永只是好了一點。這正如一個百萬富翁不會拿乞丐與自己作對比一樣。

　　晏殊意在告訴不知趣拿“只如相公亦作曲子”與自己作比較的柳永：我雖然也在作曲子，但我的詞與你不一樣，連“針線慵拈伴伊坐”這樣的詞也不會去寫，可見我的詞是多么“高雅”啊。據魏泰《東軒筆錄》記載，后來晏殊其子晏幾道也曾為其父辯解：“先公平日，小詞雖多，(然)未嘗作夫人語也。”可見晏殊要刻意表明自己與“白衣卿相”式的平民詞人的不同，以維持自己的“太平宰相”的形象。

　　第三，晏殊看不慣柳永的詞所表達男女平等的觀念。晏殊的詞里也寫女性，但采取的是一種居高臨下的俯視態(tài)度，如《浣溪沙·一向年光有限身》詞寫道：“滿目山河空念遠，落花風雨更傷春。不如憐取眼前人。”細玩詞意，總不免產生這樣的理解：詞人對人生短暫的傷感，或許還包括對官場傾軋的厭倦，總之是不如意，于是權且把女性當作消愁的工具，如同借酒消愁一樣。與這首相似的還有，如“不如憐取眼前人，免更勞魂兼役夢”(《木蘭花·簾旌浪卷金泥鳳》。

　　在晏殊的眼里，女性只有被愛的權利，而沒有主動愛別人的權利，對于被愛也只能是感恩戴德，他在《木蘭花·杏梁歸燕雙回首》中寫道：“爐中百和添香獸，簾外青蛾回舞袖。此時紅粉感恩人，拜向月宮千歲壽。”而柳永的詞寫男女之間的愛和需求是相互的，是一種平等的關系，如他的《八聲甘州·對瀟瀟暮雨灑江天》詞云：“想佳人、妝樓?望，誤幾回、天際識歸舟。爭知我、倚欄桿處，正恁凝愁。”這不完全是因為柳永代女性立言，更重要的是柳永本人當時也處于下層，與歌兒舞女有著平等的交往。盡管也存在自身處于下層但思想卻受了統(tǒng)治階級思想嚴重毒害的人，但看來柳永不是這樣的人。這種男女平等互愛的思想從字、詞的使用上也顯露出來。柳詞中好用“相”、“同”、“共”等含有互相、共同意義的字，計有六十處左右，如“好景良天，彼此空有相憐意，未有相憐計”(《婆羅門令·昨宵里》);晏詞中好用意為“據有”的“占”等字，如“當此際、青樓臨大道，幽會處，兩情多少。莫惜明珠百?，占取長年少”。柳詞的意象大多互靠互倚，如“斷霞倒影，天外云峰，數朵相倚”(《玉山枕·驟雨新霽》)，又如“兩兩棲禽歸去急，對人相并聲相喚”(《滿江紅·匹馬驅驅》)。晏詞則曰：“芙蓉一朵霜秋色。迎曉露、依依先拆。似佳人、獨立傾城，傍朱檻、暗傳消息。”(《睿恩新·芙蓉一朵霜秋色》)是一個意象對另一個意象的依傍。在封建社會里，似乎越是“正統(tǒng)”“清廉”官員，那種封建禮教觀念(如“男尊女卑”等)似乎越是濃重，因為他們的廉潔公正思想與男尊女卑的觀念是結合在一起的，都是儒家所要求的。晏殊也不例外。

　　第四，這表明晏殊為人處事的態(tài)度相對溫和。晏殊在政治上雖無特別建樹，但“自奉若寒士，而豪俊好客”(夏承燾《二晏年譜》)。宋田況的《儒林公議》曾記載這樣一件事：天圣中，時任秘閣校理的范仲淹，其上書令皇太后不懌，晏殊嘗薦范仲淹于朝，聞其事，頗憂懼，亟呼而責之，范仲淹于是寫信給晏殊說：“某天拙之人，不以富貴屈其身，不以貧賤移其心，倘進用于時，必有甚于今者，庶幾報公之清舉。如求少言寡過之士，則滔滔天下皆是，何必某之舉。”讀了這一番“不恭”的言論，晏殊竟然“甚服”。其儒雅溫和之品格于此可見一斑。因此，晏殊挑了這一首在柳永的詞中并不太出“格”《定風波·自春來》來黜落柳永完全符合晏殊作為“太平宰相”的性格。如果晏殊徑用柳永的“向此免、名韁利鎖，虛費光陰”和“須臾放了殘針線。脫羅裳、恣情無限”《夏云峰·宴堂深》來數落他，則顯得咄咄逼人，置人于十分難堪的地步，而晏殊做到了既使對方明白事情關鍵所在又不激化矛盾。第五，晏殊的好賢個性使然。

　　《宋史·晏殊傳》上說他“殊平居好賢，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皆出其門。及為相，益務進賢才，而仲淹與韓琦、富弼皆進用”。雖然柳永在他眼里不會是個“賢才”，但也不會是個庸才。因此，雖然“不曾道針線慵拈伴伊坐”語帶嘲諷，但晏殊還是抱著與人為善的態(tài)度，主要是引導和勸說，告訴柳永不要輕視功名，不要沒有遠大志向。晏殊相信柳永應該知道：連《定風波·自春來》這樣的詞都要受到批評，更遑論比這更“詞語塵下”(李清照《詞論》)詞了。事實上柳永不久之后還是改為京官，由著作郎遷為太常博士，再升為屯田員外郎(雖然品級較低)，盡管沒有歷史材料能夠證明這是晏殊幫的忙，但完全可以說明晏殊的這次黜落并沒有對柳永的“仕途”造成太大的影響。如果當時的“宰相”晏殊采取的是嚴厲批判的態(tài)度，那么柳永的前途是可以想見的。

　　綜上所述，雖然這個晏殊以“不曾道‘針線慵拈伴伊坐’”為理由貶黜柳永的記載不一定完全可靠，但就此例本身來看，晏殊以此來黜退柳永，的確語顯而旨幽，言簡而意豐，內藏“玄機”，從中可以看出：晏殊雖然位高權重，順遂皇上旨意，但同時能保持自己一定的獨立見解，矜持自己的宰相身份，溫文儒雅，是一位相對溫和、好賢、具有“太平宰相”的氣質和風度的封建官員 。他雖不能與“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范仲淹之類的賢士相比，但他的氣質與品格有值得肯定和借鑒之處，對社會的穩(wěn)定與平和會產生一定的積極作用。因為，如同人需要各種營養(yǎng)一樣，社會也需要各種類型的官員(人才)和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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