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語文課程視野下的“文言文的語言教學”
容理誠老師寫過一個教學案例《把白話文翻譯為文言文──我在澳門教〈兩小兒辯日〉》（《中學語文教學》2005、8），執(zhí)教者緊扣“古代漢語多單音詞，現(xiàn)代漢語多雙音詞”的漢語言特點，從語言現(xiàn)象、語言運用實際出發(fā)，讓學生實實在在的在母語中走了一趟，真真切切地了解了漢語言的一個特點。語文教學作為母語教學，能做到這一點，實在是很可貴的。長期以來，意在培養(yǎng)“讀懂大意”、“積累文言知識”的傳統(tǒng)文言文教學中語言教學的分量似乎很足，旦細算起來，教的卻是古漢語的語言知識。古漢語的語言知識進入語文課程視野后到底應該發(fā)生一個什么樣的變化？相關思考不多，實踐更少。該案例給了一個很好的示范。只是類似的探索還太少，遠遠沒有形成應有的氣候。
當然，我們首先應該承認文言文的教學實踐中已經有了許多里程碑意義的好課例。在我有限的積累中，我以為錢夢龍執(zhí)教的《愚公移山》是“串講”文言文的極品；張必錕執(zhí)教的《五柳先生傳》是文言文誦讀教學的經典；黃岳洲設計的《岳陽樓記》教案是深挖古文知識的代表；張孝純設計的《烏有先生歷險記》是文言詞匯訓練設計的絕唱；沈衡仲執(zhí)教的《六國論》是擴大文言文文化內涵的教學視野的典范――先輩們把文言文教得古色古香又生動活潑，都是文言文教學實踐中彌足珍貴的資料。
那么，后來者的腳步邁向何方了呢？寧冠群的《〈鴻門宴〉單元教學探新與思考》（《語文學習》2002、1），以“重點評價鑒賞歷史人物與人格特點”為“目標定位”；鄔建芳的《經典文章的現(xiàn)代解讀――我是這樣上〈石鐘山記〉》（《語文學習》2003、1）設計研究性學習，認為“蘇軾教子的方式具備研究性學習的特質，《石鐘山記》本身可以作為一份研究性學習的結題報告”；馬萬茹的《〈三峽〉教學設計》（《中學語文教學參考》2003、8－9）提出“培養(yǎng)學生搜集處理信息的能力”；張國生的《〈論語十則〉教學設計》（《中學語文教學》2003、8）再一次讓人領略了現(xiàn)代化教育手段下文言文課堂內容的豐富多彩；余映潮關于《狼》的八種教案設計（《中學語文教學與參考》2004、1－2）集文言誦讀訓練、詞匯訓練、說話訓練、聽讀訓練、讀寫結合訓練之大成。新秀們把文言文上得高屋建瓴，現(xiàn)代感十足，是新課改在文言文教學中的生動寫照。
但一個很重要的事實似乎被忽略了：文言文首先是語文課程下的文言文，不是大學語文課堂上的'文言文�！芭嘤龑W生熱愛祖國語文的思想感情，指導學生正確地理解和運用祖國語言”“在大量的語文實踐中掌握運用語文的規(guī)律”這些基本原則應該在文言文教學中發(fā)揮重要的作用。然而，這方面的課程卻少而又少，這方面的教學嘗試也少而又少。我曾經驚喜地看到了韓軍執(zhí)教的《與朱元思書》的教學實錄（《語文教學通訊》初中刊2003、6）和李衛(wèi)東執(zhí)教《陋室銘》的教學實錄（《語文教學通訊》初中刊2003、3），他們不再僅僅滿足字面上的意義，也不留戀古文博大厚重的積淀，而是著力于對語言本身的推敲、品位和實踐應用。我看到了希望。不過，像容老師用力如此集中地昭示古漢語語言特點和現(xiàn)代漢語語言特點的課例還不多見。
所以該課例給了我們一個驚喜，也給了我們一個啟示――如果說新時期文言文教學應該完成一種新的超越與突破，那么折中奴隸師傅應該致力于尋找語文課程視野下的“文言文語言教學”：認真思考與現(xiàn)代漢語一脈相承的文言語言究竟在語文教學中占有什么樣的地位、在培養(yǎng)學生語言能力的過程中有什么價值，進而尋找出切實的漢語言特點作為文言文教學的“抓手”，設計出更靈活有效的語言教學實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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