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大學生品德心理發(fā)展現狀研究論文
文章通過對哈爾濱市190名大學生的問卷分析，探討90后大學生品德結構發(fā)展現狀，結果表明：名利觀在性別維度上差異顯著;罪惡感方面性別和年級交互效應顯著;內疚心方面性別和出生的主效應顯著;其他差異均不顯著。
一、問題的提出
時代風雨莫測的變化，作為教師作為長輩常常擔心下一代的品德問題。網絡上經常會有一些信息傳出引來大量年輕人的評論，瀏覽這些評論發(fā)現或許我們的擔心是多余的，現在的年輕人依然有著自己的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堅持�，F如今90后已經成為年輕人的中堅力量，他們的道德情況也開始引起理論界的關注。唐躍旺認為“90 后”大學生具有價值取向多元、自我意識增強等基本特征[1]。車丹認為90后大學生存在抗挫折能力差、價值取向趨于務實、過度關注個人利益和知行不一等個人品德失范問題[2]。
盧曉霞認為90后大學生道德信仰出現困惑和信仰多元化、道德滑坡[3]。王瀟猇認為90后大學生品德存在著感性多于理性、功利化嚴重傾向、抵抗挫折能力差、心理學教育承受能力差等不良狀況[4]。但是各論文僅進行從文獻到文獻的分析，為了得到相對準確的結果，我們編制了問卷，并選取大學生作為被試進行測量，期望在表面事實的基礎上用數字說話去了解他們的內心，同時提出更好的教育對策。
二、研究對象及方法
(一)研究對象
研究選取哈爾濱市黑龍江大學、哈爾濱工程大學、哈爾濱商業(yè)大學廣廈學院、哈爾濱學院4所學校的學生，共發(fā)放問卷200份，回收有效問卷190份。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自編品德結構問卷，該問卷包含22道題目，采用4級評分，1很不同意，2不太同意，3比較同意，4非常同意。其中4，18，19為反向計分題。該問卷共分為5個維度：內疚心(8，9，10，11，12，13)、罪惡感(14，15，16，17，20，21)、同情心(1，2，5，6，7)、名利觀(18，19)和人生觀(10，12，54)。該問卷內部一致性系數α=0.844。
(三)數據統(tǒng)計
所回收問卷數據采用SPSS22.0進行分析。
三、研究結果
(一)人口學變量統(tǒng)計
(二)品德心理各相關變量的對比
首先進行方差同質性檢驗，其中人生觀維度伴隨概率為0.002，同情心維度伴隨概率為0.022，名利觀維度伴隨概率為0.04，均小于顯著性水平0.05，因此認為各組總體方差不等，不滿足方差檢驗的前提條件，不能進行方差分析，進行非參數檢驗。罪惡感維度伴隨概率為0.175，內疚心維度伴隨概率為0.178，均大于顯著性水平0.05，因此可以認為各組總體方差是相等的，滿足方差檢驗的前提條件，進行方差分析。
1.人生觀維度上生源地、家庭結構和出生年份之間的差異。人生觀維度因為不滿足方差齊性標準，因此不能進行多因素方差，改進行非參數檢驗，采用的是多獨立樣本的K-W檢驗。其中人生觀在生源地之間的結果見表2，相伴概率為0.546，大于0.05，因此不能拒絕零假設，即在生源地上人生觀不存在顯著差異。人生觀在家庭結構之間的結果見表2，相伴概率為0.068，大于0.05，因此不能拒絕零假設，即在家庭結構上人生觀不存在顯著差異。人生觀在出生年份之間的結果見表2，相伴概率為0.751，大于0.05，因此不能拒絕零假設，即在出生年份上人生觀不存在顯著差異。
2.同情心維度上生源地、家庭結構和出生年份之間的.差異。同情心維度因為不滿足方差齊性標準，因此也不能進行多因素方差，改進行非參數檢驗，采用的是多獨立樣本的K-W檢驗。其中同情心在生源地之間的結果見表3，相伴概率為0.602，大于0.05，因此不能拒絕零假設，即在生源地上同情心之間不存在顯著差異。同情心在家庭結構之間的結果見表3，相伴概率為0.485，大于0.05，因此不能拒絕零假設，即在家庭結構上同情心不存在顯著差異。同情心在出生年份之間的結果見表3，相伴概率為0.969，大于0.05，因此不能拒絕零假設，即在出生年份上同情心不存在顯著差異。
3.名利觀維度上生源地、家庭結構和出生年份之間的差異。名利觀維度因為不滿足方差齊性標準，因此也不能進行多因素方差，改進行非參數檢驗，采用的是多獨立樣本的K-W檢驗。其中名利觀在生源地之間的結果見表4，相伴概率為0.599，大于0.05，因此不能拒絕零假設，即在生源地上名利觀之間不存在顯著差異。名利觀在家庭結構之間的結果見表4，相伴概率為0.106，大于0.05，因此不能拒絕零假設，即在家庭結構上名利觀不存在顯著差異。名利觀在出生年份之間的結果見表4，相伴概率為0.154，大于0.05，因此不能拒絕零假設，即在出生年份上名利觀不存在顯著差異。
4.人生觀、同情心和名利觀維度在性別方面的差
異。因為性別只有男女兩個水平，因此可以進行獨立樣本的T檢驗，檢驗結果如表5，從表中可以看出在名利觀上性別差異顯著，女性分數高于男性，其他差異均不顯著。
5.罪惡感維度上性別、生源地、家庭結構和出生年份之間的差異。罪惡感維度上各組滿足方差齊性標準，因此進行多維度方差檢驗。結果發(fā)現除了性別和年級交互效應顯著(p=0.044)外，性別、生源地、家庭結構和出生年份的主效應和其他交互效應均不顯著。
6.內疚心維度上性別、年級、生源地、家庭結構和出生年份之間的差異。表6整理了顯著的主效應和交互效應，從中可以看出性別、年級、出生年份的主效應和交互效應均顯著，其他未列入的主效應和交互效應則不顯著。
7.事后檢驗結果報告。由于性別和出生年份在內疚心維度上主效應顯著，因此應該做事后檢驗。由于性別只有兩組，主效應顯著即是相應兩組差異顯著，因此不必進行檢驗。對出生年份進行事后檢驗，其結果見表7，從表中可以看出1991年出生與1995年出生的在內疚心維度上差異顯著，1992年出生與1995年出生的在內疚心維度上差異顯著，其他均不顯著。
8.簡單效應分析。當實驗設計中有兩個或多個因
素，并且方差分析中發(fā)現了統(tǒng)計顯著的兩次交互作用時，可以做簡單效應檢驗，以便進一步解釋兩次交互作用的實質[5]。根據表6，兩次交互作用中只有性別和年級的交互效應是顯著的，因此只看性別年級的簡單效應，呈顯著性的結果見表8，可見性別在一年級上差異顯著。三次交互作用顯著，因此要做簡單效應分析，結果顯著的見表8。性別因素的效應在一年級的1991、1992、1994和1995年出生的都顯著，二年級只有在1992年出生上顯著。
因為罪惡感方面性別和年級交互效應顯著，因此需要進行簡單效應分析，分析結果見表9，從表中可以看出性別在年級1、2上均顯著，而年級在性別1、2上則不顯著。
四、結論
同情心、人生觀、名利觀、內疚心和罪惡感五個維度上得分高低不說明個人品質的好與壞，其中同情心維度得分越高則更傾向于同情憐憫他人，對他人的感受感同身受(如當我看見別人哭我也經常會哭);人生觀和名利觀維度得分高者更傾向于按照法律或普遍的規(guī)范要求去行事，得分低者可以看作是倫理利己主義，即主張每個人應該為自己的最大的利益而行動(如做事情要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內疚心和罪惡感方面得分高則代表對自我要求比較嚴格，超我比較強大(如撿到萬元錢包沒有還給失主我感覺很內疚)。
由SPSS算出總體平均分為3.0682，說明學生總體偏向于第三個答案，也就是對主流文化觀點的認同。同時在罪惡感方面，得分更高些(3.2197)，說明學生群體大多數人的超我規(guī)范較為嚴格。
總體上看，大多數的比較差異并不顯著，這主要是因為大學生無論是年級、出生年份、家庭狀況、生源地等在品德的各個方面的表現還是比較相似的。其中個別條目差異顯著，下面進行詳細分析。
(一)名利觀在性別方面的結果
男女的名利觀上差異顯著(表5)，女生得分高于男生。究其原因，可以有以下幾個方面探查，當然所有原因也僅是理論假設還未做實驗驗證：第一，并不諱言，本問卷的編制者為女性，所以難以避免從女性的角度考慮問題，或者說不經意間編制出的問卷更符合女性思維和感受;第二，女性較男性更關注細節(jié)，本問卷關注一些細微之處來反映道德行為，男性可能認為其無所謂;第三，問卷屬于判斷語句，其中絕大部分內容需要去想象問題情境，男性可能更不愿意仔細去想象，所以如果是真實問題情境中看男女被試的表現，結果可能并非如此;第四，問卷發(fā)放男女比例差距較大也可能會對結果造成影響。
(二)內疚心在性別、出生年份方面的結果
內疚心方面差異顯著的比較多，性別和出生的主效應顯著，其中女生得分高于男生，事后檢驗表明1990年、1991年和1992年出生和1995年出生的學生差異顯著。這表明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內疚，她們認為，無論事情好與壞，自己要對自己負責。她們是徹底的唯物主義，不相信命運和神這些令她們無能為力的東西。她們善于自我反省，希望不斷地改正缺點，完善自己”[6]。每做完一件事，她們會發(fā)現自己的不足，想著如果我能……就好了。出生年份方面內疚心差異顯著，如圖1，可以看出內疚心的平均數呈上升趨勢，這表明越是年齡小的學生內疚心越強，而隨著年齡的增長，內疚心在逐漸減弱。隨著閱歷的增長，我們的內心在變得堅硬，懂的道理越來越多，我們也越發(fā)能為自己解釋和說明，也越發(fā)不內疚了。
性別和年級交互效應顯著，簡單效應分析顯示性別在一年級上顯著，這表明一年級學生男女差異顯著，而其他年級不顯著，如圖2，一年級比二年級在性別方面差異較大。由圖可以看出女生的得分無論是一年級還是二年級都高于男生，令人驚訝的是女生隨著年級的升高，分數降低，而男生隨著年級的增高分數在上升。這或許體現的是趨均數回歸，趨均數回歸有很多類似的名字，且應用在金融學、醫(yī)學等不同領域，其實這最初是個統(tǒng)計學的概念，由高爾頓提出。它的含義指絕大多數情況下，高的成績、身高等不會越來越高，而是逐漸變低，同樣低的成績、身高也不會越來越低，而是逐漸升高。因此，這里可以看出大一時男女生差異非常顯著，但是大二的時候開始出現向平均數回歸(3分)現象。同時性別、年級和出生年份交互效應顯著，性別在一年級出生為1991年、1992年、1994年和1995年的顯著，性別在二年級只有1992年出生的顯著。這部分結果中的交互作用部分原因是1990年出生在一年級的沒有女生，只有男生，而且人數較少。1995年出生的人沒有人在二年級，均是大一學生。
(三)罪惡感在居住地方面的結果
罪惡感方面性別和年級交互效應顯著，簡單效應分析表明性別在一年級、二年級中都顯著，但年級在男女性別上不顯著。這一結果多少令人意外，但從客觀的角度看，數字的確揭示出了這樣的結果，因此我們需要去思考原因。罪惡感其實是一個西方的詞，它來自基督教的原罪說，中國人大多不信奉基督教，即使信奉，多半也屬于半路出家，且沒有西方那種普適性的氛圍。所以罪惡感對于中國人來說毋寧說是一種認為自己做錯事情時的愧疚。同時本部分問卷回答依賴想象，因此從檢驗結果可看出本部分的離散程度比較大，說明個體差異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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